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誌文記載的“四星聚尾”“金土相代”之說[8]，這關涉安史政權如何利用傳統的五德終始學說建構政權合法性這一重要問題。四星聚尾這一異常天象發生在唐玄宗天寶九載（750）九月[9]：
初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皇家土德，合承漢行。自魏晉至隋，皆非正統，是閏位。書奏，詔公卿議，是非相半。時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與意愜。宰相（李）林甫亦以昌言為是，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疏奏曰：“昨夜雲開，四星聚於尾宿。又都堂會議之際，陰霧四塞，集議之後，晴空萬裏，此蓋天意明國家承漢之象也。”上以為然，遂行之。[10]
這是玄宗朝關於王朝正統的一次大爭論，唐承隋為土德，所謂“國家承隋氏火運，故為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11]，所承續的是北朝係統，以北魏、北周、隋為正統。由於之前南北朝的分立，這一次序並非毫無爭議。隋唐之際的王通便曾提出過遠紹周、漢之說[12]，其孫王勃承其所論[13]，著《大唐千歲曆》，“言唐德靈長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14]，主張直承漢之火運為土德，把魏晉南北朝各政權都黜為閏位。雖然封演譏王勃此說迂闊，未為當時所許。[15]事實上，這種黜隋承漢的正統觀在初唐頗受時人重視，並對唐前期實際的政治運作發生過影響。[16]
武周革命前夕，改立二王三恪，“以周、漢之後為二王後，封舜、禹、湯之裔為三恪，周、隋同列國”[17]，武後改製從李嗣真之議，具體的思想淵源尚不清楚。[18]唐代的二王三恪，例取杜預之說，以二王兼三恪[19]，武後改製則從鄭玄之義，分立二王、三恪，顯示出除舊布新、與唐之舊軌決裂的氣象，可以視為周唐革命之際一係列具有政治象征意義改製舉措的一環。[20]直至中宗神龍元年（705）五月複唐之初，方才“製依舊以周、隋為二王後”[21]，改歸舊轍。[22]以此言之，承漢或是承隋雖然表麵上看起來僅是一個禮製上的爭論，事實上有著標識周、唐兩個政權分野的象征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