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蹊蹺的是這一次對德運所承大張旗鼓的變更，為何在不久之後，又被視為“易姓之符，漢祖入關之應”，成為安史起兵時號召天下的符應。筆者以為欲索解其中的謎團，需將崔昌上書、楊國忠對李林甫的攻訐、安史以為四星聚尾作為易姓之符的政治宣傳這三件事放在一起考慮，這一連串政治事件的發生，都與如何來理解四星聚這一天象變化背後的政治蘊意有著密切的關係。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這一天象變化的具體內容及時間，史料所記並不一致。兩唐書《天文誌》未載四星聚一事，《新唐書·天文誌》則另記有：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於尾、箕，熒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則慶，無德則殃。”[58]兩者顯係一事，惟係時於八月，在具體星象描述上亦有四星聚與五星聚的差別。因此，我們首先試圖確定這次四（五）星聚的天象記錄能否被現代天文學計算所證實，進而判斷哪一種記載更契合實際的天象狀況。江曉原、鈕衛星曾作推算：此次天象當發生於天寶九載八月庚申，結束於九月乙未，約持續三十五天時間。[59]但江曉原、鈕衛星的計算對五星聚持較為寬泛的定義，將五星聚於60度內皆視為五星聚，黃一農則認為二十八宿中範圍最大的井宿，其黃道廣度亦不過大約30度，以30度之內作為推算五星聚的條件是較為穩妥的。[60]若此，此次天象在天寶九載八月庚申發生時，五星相距約59度，但其中惟水星距離其他四星較遠，金、火、木、土四星則分布在約26度的範圍內，至九月乙未天象結束時，五星之間的距離更近，分布在約33度的範圍內，特別是除水星外的金、木、土、火四星緊密地分布在赤道經度242度至253度的區間內，恰好與尾宿的位置頗為接近（圖一）。[61]因此，四星聚尾這一天象無疑是確實出現過的，甚至人們出於某種政治上的需要，略作誇大，將其宣傳為五星會聚亦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