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理想的帝國圖景中，皇帝的權威可以借助製度、儀式、空間等諸方麵的尊卑差序得以呈現[7]，並且理論上政治的表達與實踐應當是統一的，可是一旦皇權衰弱，政治行動與話語之間的張力便趨於明顯。本書第四章曾以唐代德政碑製度的運作為中心，檢視中晚唐漸趨衰弱的朝廷如何利用德政碑的頒授來界定、調整中央與藩鎮之間的關係，並揭示紀念碑作為一種政治景觀在權威塑造與傳播過程中的作用。在中國古代的社會環境中，作為政治權威象征物的巨型碑石無疑是政治話語展示及傳布的重要媒介，盡管一般不過將此類的政治表述視為堆砌辭藻的具文，但須知在中國漫長的文字書寫傳統中，早已鑄就了一套微言大義的語言符碼。如何透過看似格套化的文字與行為，發現言詞之外的真意，直到當下都是探究中國政治所必備的“知識煉金術”。事實上，隱藏在辭藻背後的蘊意與行動或許才是更關鍵的曆史信息，因此，文本的本意、言外之意和立碑這一政治活動共同構成了一個互有關聯的研究主體。[8]本章則嚐試以田氏魏博時期一係列政治景觀的興廢為中心[9]，分疏政治表達與實踐之間的張力及互動。
元和七年末，田弘正舉魏博歸朝無疑成為憲宗開啟中興之路的鎖鑰。[10]在此之前，盡管憲宗甫繼位便先後平定西川劉辟、鎮海李錡之亂[11]，成功抑製了德宗晚年以來藩鎮節帥私相授受之風在內地的蔓延，但至元和四年，當憲宗意欲阻止成德王承宗承襲節度使之位時，不出意外地遭受了挫折。朝廷雖大興討伐之師，卻最終苦戰無果，橫亙其間的關鍵人物便是跋扈的魏博節度使田季安。[12]憲宗最初的計劃是想趁著田季安及幽州劉濟病重的機會，料其無力外顧，一舉控製成德，而王承宗為獲致節鉞，亦自請獻德、棣二州以輸誠款[13]，但最終卻為田季安所沮，憲宗之謀功敗垂成。[14]這一失敗精確地映射出安史亂後唐王朝一係列中興努力的邊界所在，即在根本上無力撼動河朔故事，也正是這一力量邊界的存在決定了中晚唐朝廷與藩鎮之間互相製衡又互相依賴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