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後的七八年中，田弘正與朝廷戮力一心，共同成就了元和中興的事業，唐廷亦不吝高官厚祿以酬報之：先後於元和九年、十三年（818）分別加檢校右仆射、檢校司空；十四年二月，因平淄青李師道之功，憲宗親禦興安門，接受田弘正獻俘，並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田弘正入朝，“丁亥，宴田弘正與大將判官二百人於麟德殿，賜物有差”，九月賜實封三百戶[52]；十五年二月進一步追崇其父母[53]，可謂備極恩寵。但總體而言，田弘正與朝廷的關係依然恪守“優禮而不逾製”的政治默契[54]，這在穆宗即位之初，命田弘正改鎮成德，並選擇在此時賜其德政碑一事上顯得頗為典型。
盡管在唐中後期，隨著藩鎮勢力的崛起，中央對地方控製力漸趨下降，如本書第四章所論，德政碑的頒授逐漸從朝廷表彰循吏的“政績激勵”工具，轉變為中央賦予藩鎮節帥統治合法性的象征，但朝廷依然堅守“去任請碑”的基本原則。縱觀整個唐代，在任內獲致德政碑的強藩屈指可數，因而“去任請碑”還是“在任請碑”可以被視為識別強藩與順地的標誌之一。強悍跋扈的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是安史亂後第一個打破成例，在任內獲致德政碑的藩鎮節帥。
魏自六雄升為五府，拜公為魏州大都督府長史，仍加實封一千戶，以陟明也。而緇黃、耋耆詣闕陳乞，請頌德褒政，列於金石，帝曰：“俞”。以命先臣門下侍郎王縉撰紀功烈，錫魏人以碑之。其明年，請立生祠而屍祝之，公執謙衝，抑而勿許。[55]
由於田承嗣德政碑碑文未能流傳後世，現僅能據裴抗所撰《田承嗣神道碑》中的記載知其大概。[56]此碑循德政碑頒賜的慣例，碑文自朝中出，敕命門下侍郎王縉撰寫，這與神道碑文常由藩鎮自撰不同。王縉大曆三年（768）出為河東節度使，“二歲，罷河東歸朝，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57]，則田承嗣德政碑當立於大曆五年（770）四月之後。而神道碑於此事後複記田承嗣先後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田承嗣於大曆八年十月加同平章事[58]，加檢校太尉當在其前，則立碑的時間大約在大曆五年至七年之間。時戰亂甫定，“代宗以黎元久罹寇虐，姑務優容”[59]，加之吐蕃頻歲入寇，給長安及西北邊境的防務施加了巨大的壓力，朝廷對於河朔藩鎮不得不多采取綏靖策略。[60]另一方麵，由於平定安史之亂的需要，唐廷漸次於內地普立節鎮，此時如何在中央與藩鎮之間建立新的、穩定的政治關係與默契，對雙方而言無疑都處於一個互相試探的時期。因而，田承嗣德政碑的獲立，可以被視為在藩鎮割據之初，魏博利用朝廷的虛弱所取得的一個勝利，但根據筆者第四章對中晚唐德政碑製度運作的考察，田承嗣德政碑之立大約隻能被視為製度轉型期的一個特例。即使此時，唐廷亦未進一步應允田承嗣自立生祠的請求[61]，據《田承嗣神道碑》透露的信息，直至二十餘年後，貞元十二年（796）田緒去世之後，由其孫田季安再次上請，方得獲允，並命禮部侍郎呂渭撰寫碑文。[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