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羅讓碑的敘事中又重建了魏博關於修築羅城的曆史記憶，通過對於事件因果關係的重新編排將其塑造為羅弘信得位的符讖。“前政樂王一旦大興板築，約河門舊堤，計百萬人功，周八十餘裏。才經月餘，修葺□備，怨嗟之苦，遍於六州。謂之羅城，應我羅氏，豈其天意符我人事者哉。”羅城的修築是樂彥禎時代魏博庶民生活中的大事，由於這一工程規模浩大，程限緊促，因此大量征發民力[114]，導致民怨沸騰，成為樂彥禎喪失魏博人心的重要誘因。羅弘信巧妙地將羅城與“羅”的諧音聯係起來，將其刻畫成自己掌握政權的符讖，利用了魏博庶民當時的集體記憶，誘導他們回憶起樂彥禎統治時代的殘暴苛酷。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對於前一個政權否定與控訴的基礎上，羅弘信借助對魏博人關於修築羅城記憶的重新塑造，既控訴樂彥禎濫用民力，又加強了自己通過政變推翻樂彥禎行動的合法性。
但我們注意到，關於羅城為羅弘信執政符應的說法，僅僅在碑文中被提到，《舊唐書》《資治通鑒》等傳世文獻中雖然都有關於修築羅城的記載[115]，但隻是批判樂彥禎濫用民力，沒有將其視為羅弘信執政的符讖，反而將另一件神異之事附會在羅弘信身上：
至於為何白須翁授命的故事最終又取代羅城的符讖，成為後世關於羅弘信最廣泛流傳的傳奇，筆者以為這一符瑞知識更替的關鍵點可能發生在天祐二年（905）：
天祐初，州城地無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佺謀變，（羅）紹威愈懼，乃定計圖牙軍，遣使告太祖求為外援。[117]
州城的無故自陷為何會成為軍人謀變的號召，這本是史文留給讀者的一個難解之謎，但如果我們聯想到羅城的修築在當時被認為是羅弘信執掌魏博的先兆，而這一符應隨著羅讓碑的豎立，在之後的十餘年中被有意識地大肆宣揚，成為羅弘信執政的重要合法性來源，那麽羅城的塌陷，無論是出於自然原因還是有意的人為破壞，很容易被密謀的軍人視為羅氏家族即將滅亡的符應，借機鼓動舉事。[118]此時羅城這一符讖在魏博鎮內被廣泛接受，反而成為羅氏家族的政敵反對他們的武器。隨著羅氏家族在魏博的統治漸趨穩固，羅讓碑中所極力塑造的忠於朝廷、為眾所推的形象對他們而言已不再那麽重要，當羅城的符讖反遭對手利用，成為政治負擔時，那麽轉而進一步修飾白須翁授命的故事，取代羅城這一舊說，便顯得順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