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我們對中晚唐曆史的整體性思考依然籠罩在唐宋變革論的框架中[1]，循此脈絡出發，學界大體公認唐代的前期與後期之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甚至略帶誇張地說除了仍舊維持李唐國號之外，唐前期與後期在政治、經濟、製度、軍事、社會乃至思想文化等諸方麵都存在著顯著不同。試想一個生活在初唐的士人如果有幸坐著時光機來到二百年之後，大概會感到舉步維艱，充滿了陌生感。曾經在天可汗的旗幟下，一度向西越過蔥嶺的帝國邊界，此時已退縮到了長安附近，不但安西、北庭不複為唐所有，連隴右也被吐蕃占據。東部則藩鎮林立，曆來是華夏文明核心區的河北已成為王朝內部桀驁不馴的半獨立區域。初唐井然有序的從三省六部延及地方州縣的行政體係，已不再名實相副，處理政務的各項職能大都被名目繁多的使職所侵奪，而藩鎮又有淩駕於地方州縣兩級之上的趨勢。均田製的崩壞及府兵製的瓦解，引發了以兩稅法為核心的改革，隨著賦稅來源的變化，戶部的職能漸被戶部、度支、鹽鐵轉運三司所取代。唐廷與藩鎮間雖然戰和不定，但雙方的軍隊都由職業軍人構成，而非被征發的農民。甚至作為一個士人，他發現從前作為官員常見進身之階的門蔭，此刻已遠不如進士的頭銜來得光鮮而有前途，所擅長的駢文與宮體詩歌，也漸不為人推重。當然如果穿越者是一名農夫或士兵，類似的陌生感恐怕也不會減少太多。以上的描述大約是治唐史的常識，因此或可以說在同一個國號下存在過兩個麵貌迥異的“唐王朝”。[2]
這一切變化，似乎都可以用天寶十四載爆發的安史之亂來劃分先後，因此安史之亂也被公認為唐王朝盛衰的轉折點，素來受到學者的矚目。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日本學界轉而強調從歐亞史這一更寬廣的角度觀察中國與鄰接遊牧帝國的互動[3]，安史之亂的意義進一步被放大，甚至被認為是遼、金、元一係列征服王朝的前身。[4]不過值得思考的是，既往研究隻是將安史之亂作為政治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加以標識[5]，討論更多的其實是安史之亂產生的影響及意義，因而多少忽略了對這一掀起巨大波瀾事件過程本身的探究[6]。如果我們要重新把握安史之亂的性質，尤其是在更長的時間維度上界定其影響，那麽重新聚集於燕政權本身，無疑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