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陳寅恪較早提出突厥衰亡後北方胡族的遷入，導致亂前河北地域胡化，這一民族與人口構成的變化，不但為叛亂提供了人員及軍事儲備，所引發的社會文化變遷，更奠定了之後河朔藩鎮長期割據自立的基礎。[7]值得注意的是，陳寅恪之說雖然影響深遠，但直至20世紀80年代以前，並未被普遍接受。學者對於安史之亂起因的探討，早年仍局限在唐代政治史的脈絡中，如穀霽光將中晚唐河朔藩鎮與唐廷的對立，追溯到唐初以來李唐皇室對河北地域的歧視與防備[8]，蒲立本《安祿山叛亂的背景》則指出安祿山卷入了玄宗晚年的政爭，並承襲穀霽光的看法，強調河北與關中之間的對立[9]。1979年出版的《劍橋中國隋唐史》對陳寅恪、穀霽光兩說皆有批判，認為都缺乏足夠的證據，嚐試從玄宗晚年政治—軍事結構的變動中尋找原因，並指出隨著藩鎮體製的建立，以安祿山為代表的職業軍人形成了一個與傳統官僚集團異質的群體。[10]《劍橋中國隋唐史》中的這一看法，或許受到日本學者在唐宋變革論的框架下，將武人興起視為貴族製衰敗另一麵的影響。如堀敏一以“恩寵”來界定安祿山與玄宗的關係，並討論了藩鎮內義父子這一類人身關係的發展，認為這與均田製、府兵製衰敗一起顯示出時代變革的特征。[11]盡管安祿山的胡人出身眾所周知，不過起初學者至多僅將其視為叛亂的原因之一。[12]
最近二十餘年來，隨著大量考古發現及石刻資料的刊布，學者已充分認識到自北朝隋唐以來，不僅從安西四鎮至河西走廊的西北邊境，其實長安、洛陽、並州、代州、相州、魏州、恒州、定州、幽州、營州這一係列北方腹地的重要城市中都活躍著相當數量的胡人群體[13]，在此背景下，安祿山本人的種族及宗教信仰乃至其叛亂所依賴的蕃部將士[14]，受到了較之以往更廣泛的矚目。這一最初沿著中西交通史、民族史脈絡興起的研究浪潮，充分利用出土資料，大大豐富了我們對“唐人大有胡氣”這一斷語的認識，也從實證角度為陳寅恪之說提供了支持。而日本學者提出的將安史之亂視為征服王朝前奏的看法，無疑也是建築在這一係列研究所揭載的唐代社會新樣貌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