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另一重要論斷則是抉出中晚唐河北地區與兩京之間文化風尚的不同，他援據杜牧《唐故範陽盧秀才墓誌》、韓愈《送董邵南遊河北序》等材料指出河朔“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72]。這種“異質感”在出土墓誌中亦有體現，典型者如鄭潨及妻崔氏墓誌所雲：“鎮冀之間，自為一秦，頗禁衣冠，不出境界。”[73]但隨著材料的增益，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複雜性可以有更深入的認識，以陳寅恪所舉幾個例子而言，目前皆可借助新材料做進一步的申說。
杜牧《唐故範陽盧秀才墓誌》雲盧霈“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直到鎮州儒者黃建告其“先王儒學之道”，鼓勵他離開河朔進學。由於杜牧並未提及黃建的身份，僅雲“鎮人敬之，呼為先生”[74]，容易讓讀者以為這位儒者黃建大約隻是一位生活在河朔武夫世界中的隱者，而出土的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墓誌署“故吏節度掌書記承議郎監察禦史裏行賞紫金魚袋黃建撰”[75]，即其人。由此可知黃建是成德軍中文膽，與王氏家族關係密切，本人就是河朔藩鎮體製中的重要一員，這不免讓人懷疑杜牧所述有誇大的成分。[76]另一方麵，我們也可以注意到，河朔藩鎮掌書記一職曆來注重辟用有名的文士，至後期尤甚，並沒有與長安進士文化隔絕。如本書第七章討論羅讓碑的撰者公乘億雖是魏州人，早歲垂三十舉不第，與妻子闊別十餘年，以至於鄉人謠傳他已病故於長安，其妻聞訊，自河北趕來迎喪，夫妻方獲重逢。[77]可知公乘億曾長年客居長安以求一第，與家人不通音訊，可以說是中唐以降崇重進士氛圍下的極端個案。直至鹹通十一年高湜主選時，公乘億方獲及第，曾入易定節度使之幕，任萬年縣尉[78]，樂彥禎喜儒術，引公乘億、李山甫在幕府。可知公乘億雖係河北當地人，但深受進士文化的影響，及第後遷官入幕的經曆也與一般進士無異。而羅紹威傾慕錢鏐幕中羅隱之才，“特遣使幣交聘，申南阮之敬”的故事更為人所熟知。[79]唐人自己也對河朔藩鎮有“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的現實需求早有注意。[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