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鎮作為中晚唐曆史研究中的核心問題，曆來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104]既往研究總體上將藩鎮割據視為導致唐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近年來學者則在實證的基礎上對這一曆史圖景提出了較多的修正，認為唐帝國實際上相當成功地應對了安史之亂引發的危機，特別是穆宗以後，朝廷與藩鎮之間建立了一套較為有效的政治運作模式，維持了長期的穩定。[105]除此之外，大量藩鎮個案研究的積累，雖有“千鎮一麵”之虞，但也使我們幾乎對每個藩鎮的建立、分合、衰落過程及內部構造都有了較為明晰的認知。在此基礎上，我們或可嚐試重新審視藩鎮在中晚唐曆史上的位置。
將藩鎮視為決定中晚唐曆史走向的關鍵因素，這一看法並不完全是現代學術的產物，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人。歐陽修纂修《新唐書》時將原本散布在《舊唐書》各卷的驕藩節帥傳記重新排列，編次為《藩鎮傳》五卷，置於外戚、宦者傳之後，突厥、吐蕃等四裔傳之前，並在傳前撰寫了批判性的序論。中國傳統史學具有兩種重要的現實功用，一是塑造本朝合法性的“正統論”，二則是發揮以史為鑒的“鑒戒論”作用。這一傳統將秉筆直書與微言大義交織在一起，使曆史記載充溢著後見之明，往往輕忽了過程的複雜與多歧。若取新舊《唐書》藩鎮的相關傳記比讀，或可留意到《新唐書》“事增而文省”的背後，埋藏著簡明而更具目的論色彩的敘事脈絡。[106]《新唐書·藩鎮傳》的成立，不僅是傳統史學“鑒戒論”的產物，也成為後世在“統一與分裂”的框架下理解藩鎮問題的濫觴，影響延續至今。例如，作為中文世界最具分量的藩鎮研究著作之一，1969年初版的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關係之研究》便以中央與藩鎮的關係為主線貫穿全書。[107]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坐大作為中國曆史上反複出現的一對矛盾，使得後世學者對藩鎮的評論往往帶有“借古諷今”的色彩。如顧炎武《日知錄》雲：“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中葉以降，其不遂並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顧炎武擯斥陳說，對藩鎮的作用有所肯定。但需要指出的是其持論的背景是基於對明朝覆亡原因的反思，因此才在“國朝大患，大略與宋同”的脈絡下，對宋、明兩代“強幹弱枝”、加強中央集權的舉措提出批評，最終指向的是“陸士衡所謂‘一夫縱橫，而城池自夷’，豈非崇禎末年之事乎”的當代教訓。[108]因此，古人的史論文字固然有不少值得現代學者汲取的洞見，但嚴格而言不能算是一種“學術化”的思考[109]，我們引述其觀點時尤需解明成說的時代背景與現實關懷。[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