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啟蒙話語與“心理主義”解釋傳統的複歸
20世紀80年代的民間史學界，與20世紀初葉，更準確地說是與“五四”以來的曆史研究傳統始終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因為其都是秉承了晚清以來逐步形成的近代啟蒙詮釋路徑。這一啟蒙路徑要求要用現代理性支撐的科學世界觀闡明曆史發展的走向和過程。但20世紀初葉與80年代的曆史學家相比卻麵臨著極為不同的存在狀態與闡釋語境。20世紀初葉特別是“一戰”以後，處於“社會革命”前夜的中國曆史學家所麵臨的現實問題，是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境遇下，為中國社會革命的發生提供合理性的論證。易言之，這一時期的曆史學家不是希求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大潮之中，而恰恰是希望通過社會運動的形式擺脫西方社會的控製，以實現社會資源的平等性再分配。由此我們也不應奇怪，為什麽在30年代以後社會主義的曆史理念會逐漸取代自由主義的進化觀念而取得支配性地位。我們更會理解，與社會主義理念相關的“五階段論”模式的提出，其排斥中國曆史發展獨特性的目的，絕對不是為了迎合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擴張的召喚，恰恰相反，他們是在確立和論證全球社會革命發生的普遍意義的同時，肯定中國規避非平等之壟斷資本主義道路滲透的可能性。無疑，這體現出的是一種為應付時代需要所做出的悖論式反應。
而80年代的思想界所憑恃的輿論資源，卻直接與“五四”時期流行的自由主義一脈精神傳統相銜接，它主張從整體上擁抱接納資本主義的價值理念，在社會結構方麵急切而焦慮地想全麵投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係，當時流傳著中國麵臨即將被開除“球籍”的危險的輿論，就充分反映出這種迫切的心情。在這種情況下，思想界基本回避或忽略了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批判，“社會革命”的思維逐步被冷藏，而為“現代化”的思維所取代。在此需要澄清的是，80年代中國思想界作為分析中國社會的工具所使用的現代化理論，是20世紀50年代才出現的美國版的現代化理論，正如亨廷頓所指出的，50年代出現的現代化理論與20年代和30年代在西方思想界盛行的曆史進化理論和社會變化理論比較，有明顯的不同。當時的社會理論對人類和社會的未來持非常悲觀的態度。這種悲觀論可以區分為兩個學派：一派以斯賓格勒和阿諾德·湯因比等人為代表。他們集中研究某些文明或文化的進化模式，試圖概括出人類的這個大社會的起源、成長、成熟和衰退的關聯性；另一派則強調西方宗教的衰落和人類社區的破壞導致世界大戰、種族清洗和文化解體，或者如卡爾·曼海姆和漢娜·阿倫特所說，大眾社會的發展孕育著專製主義的傾向。[1]而美國式的現代化觀念則是由美國社會科學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期內提出，並在60年代中期進入鼎盛時期的。這個時期的特征是美國軍事、政治和經濟勢力在全世界迅速擴張，人們對美國社會往往抱有基本一致的看法，把它與民主主義框架中無可比擬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結合起來。[2]美國式現代化論除了具備傳統進化論的一些特征，如對事物的相互聯係和因果關係的存在抱有堅定的信念——這種信念維持著一種連續不斷的、係統的和創造性的知識探索；以及在把社會變化當作一個有方向的過程來分析等之外，還特別強調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在空間上的對峙二分關係，即現代性的表述不僅反映在傳統與現代的時間關係中，而且也反映在西方與非西方的空間關係的框架構造之中。[3]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中國學的一些基本命題架構，就建立在這種空間分析觀念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