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史界試圖對80年代的一些命題進行反思和修正，許多學者不約而同地回避刻意使用東方/西方、傳統/現代的界分解釋，而試圖在尋找東西方共有的一些曆史範疇的努力中重新定位中國思想的特征。其中影響較大並引起爭議的詮說思路是嚐試在激進/保守的二分框架中呈現近現代思想的複雜脈絡。90年代初，餘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一次講座中正式提出以“激進”和“保守“這兩個範疇概括中國近代思想的不同發展趨向，在隨後發表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一文中，餘英時指出：“激進”與“保守”這兩個概念來源於英文的所謂radicalism versus conservatism，而“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一詞則直接是在法國大革命以後由伯克（Burke）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中首先提出。為了避免西化的嫌疑，餘英時強調所謂激進與保守不是指哪一套思想，也不是指某一特定的學派，而是一種態度（disposition），一種傾向，或者是一種orientation。這種態度是常常發生的，特別在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有重大變化的時候，這兩種態度常常出現。[33]比如作為一種政治文化態度，中國曆史上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爭論，就可看成是保守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的爭論。餘英時認為，確定激進與保守的界限和坐標的劃分一般來說是針對現狀而言的：
最簡單地說，保守就是要維持現狀，不要變；激進就是對現狀不滿意，要打破現狀。要打破現狀的人，我們常把他放在激進的一方麵。要維持現狀的人，我們把他放在保守的一方麵。[34]
不過這裏馬上就會遇到一個問題：我們如何確定“現狀”的標準？或者說，中國古代是否存在一個和西方相類似的判斷“現狀”的標準？而且判斷激進或保守是否隻能按照西方啟蒙時期以來形成的共同線性發展指向作為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