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家—社會”的對峙框架與地方史研究的興起
在中國史學界，國家—社會二分框架的導入直接與西方中國學界對一些傳統命題與模式的反思和修正密切相關。比如柯文（Paul A.Cohen）的“中國中心觀”，就是直接針對費正清的“衝擊—回應”架構而提出了“內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的局部精細研究和“移情”（empathy）的直觀經驗法來對抗傳統中國學的總體性敘事。[1]經過多年反思和研究經驗的積累，西方中國學研究者已普遍達成了以下共識，即把中國傳統與近代化之間的不兼容性當成一種研究前提是錯誤的。一位法國學者聲稱這種錯誤有可能導致：
我們所認為與近代化密不可分的，如機構製度、社會準則、精神麵貌及物質生活方式等方麵，在遠東或在其他地方，曆史上曾試圖轉移，甚至有時完全替換傳統的組成部分的種種嚐試被視為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種在我們眼前進行並且起點很容易找到的過程，主要是由外來的原因而引起的。[2]
這些西方研究者發現，在中華帝國早於西方建立起了一套經濟安全和社會保障製度時，近代歐洲各國還遠未著手建立類似的製度。換言之，中國的古代製度結構中早已包含著近代化設計所需的要素。如果從較長的曆史時段或在廣義上理解現代化，也許我們應該既不牽涉近代化與西方化在時間上的對應，亦不牽涉它們之間理論上的對應，即使從某一時期開始，西方化應該算是中國近代化經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3]細酌這一表述，我們會發現它既想急於否認近代化與西方化在曆史上造成的偶合現象具有一種必然性，從而撇清近代化與西方社會的天然曆史親緣性，同時又難以擺脫以現代性建構中的西方曆史經驗作為衡量中國現代化程度的普世性標準，隻不過認為東、西方進入普世階段的時間表現得有早有晚而已。我們不難看出這一路徑仍受“韋伯式問題”的強烈影響，即仍是想方設法地論證中國曆史可以和西方社會分享現代性因素發生和建構的曆史方式，從而反向證明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的可能性。這一總體導向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史研究中的“資本主義萌芽論”和“心理主義”流派中的中國文化傳統與新教倫理的發生學比較，實際並無實質的區別。如果說真在方法論上存在著區別的話，那就是這一導向引發了對中國製度變遷與基層社會組織運作非整體化式的研究，這種研究的具體策略就是，通過運用地方史分析的方法，展開對國家—社會二分框架的移植與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