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國學界比較普遍地采用“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概念作為分析中國近代社會的工具，這大致受兩大因素的影響：其一是1989年波及全球的社會主義危機所導致的理論話語的變遷。西方學者的核心論域聚焦於國家—社會二元結構的對抗性互動方麵。他們以波蘭團結工會為個案，認為東歐政權的崩潰速率首先取決於市民社會的孕育成形，直至它足以達成與國家權威相抗衡的社會力量。“市民社會”理論作為西方資產階級形成的曆史性闡釋，在此有可能成為當代全球化意識形態政治話語的潛在背景資源。這種政治學式的分析路徑顯然與中國曆史研究沒有直接的關係。其二是具體落實到近代中國的研究領域，一些敏銳的學者受哈貝馬斯的影響，比較注重對晚清與民國初年精英與民眾政治化過程的研討。這預示著西方中國學界的學術話語正經曆著又一次深刻的轉型。早在70年代末，美國中國學界在經曆了由“西方衝擊—中國回應說”“傳統—近代”二分模式向“中國中心觀”的轉換過程，已開始關注對中國近代曆史發展之本土要素分化組合的再認識，但是尚沒有尋求到一個足以和以往理論相抗衡、用以描述中國本土情境中的“內部取向”的可靠範式。即使是“中國中心觀”的係統闡述者如柯文教授，在自己的著作中，也隻是通過構築一個“沿海—內地”的簡略框架來驗證“內部取向”的合理性。[24]與此同時，不少學者已模糊地認識到，一個更為規範性的社會學理論——“市民社會”範疇似可作為研究變化著的社會空間狀況、精英與世俗文化之關係等問題的有力工具，特別是對於深化“中國中心觀”的本土認知取向有極為特殊的意義。然而在80年代末以前，大多數西方曆史學家尚隻是受到介紹哈貝馬斯“市民社會”理論第二手材料的影響。直到1989年，伯格（Thomas Burger）把哈貝馬斯的名著《公共領域的結構性轉換》譯成英文，才標誌著“市民社會”概念正式進入英語世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視野。[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