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曆史學家羅威廉（William T.Rowe）教授發表了城市史研究的專著：《漢口：1786—1889年中國城市中的商業與社會》。在導言中，羅威廉教授指出，盡管中國社會史研究領域中湧現出了諸如Rhoads Murphey的上海史研究路徑、Lieberthal探討天津史的著作，但基本的闡釋取向與分析方式是片斷和零碎的，對中國城市複雜的社會和製度的把握尚未達於Geertz之於印度城市、Laidus之於中世紀穆斯林城市的整體水平。漢口研究將力求提供一個較完整的中國城市分析圖景。不言而喻的是，建構一個新框架的前提必然使羅威廉麵臨著對以往城市研究範式的批判與擇取。羅威廉顯然已自覺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他在開篇就著意把破除所謂的“韋伯神話”作為其漢口研究中的核心論域。因為在韋伯看來，中國城市的發展隻不過為西方城市從傳統的（traditional）向理性的（rational）結構轉變提供了一個對應物和價值參照係。
書中集中攝取馬克斯·韋伯在中國研究範式中的三大弊端予以批評。這三大弊端是：一是韋伯過於強調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界分狀態，忽略縣級以下市場中心的重要性或縣、省、帝國層次之間社會條件的潛在差異。二是韋伯以政治與經濟功能界分中西城市，忽略了中國城市的多樣化特征。例如，作為製造業城市的景德鎮就不會符合韋伯的範式假設。三是韋伯認為中國城市時間自宋代以後就處於絕對休眠狀態，此狀態一直延伸到19世紀西方勢力湧入之前，從而忽視了中國社會結構內部動力機製的存在。城市比較研究隻是“韋伯式問題”的一小部分，韋伯以後的中國學家對此做出的回應也反映在三個層次上：他們強調中國城市在中世紀以後持續的曆史發展；強調中國城市自身廣泛的地理和人文淵源特征；強調近世中國城市經濟因素而不是政治因素的首位作用。[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