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清楚地判定國家與社會在城市格局中的界域表現，並非是件易事。因為這不僅意味著需清晰嚴密地梳理出一些兼及二者的龐雜曆史要素，而且要使用一些非曆史性的概念去定位這些要素，並反過來使之受到曆史過程的檢驗。通觀羅威廉第二本漢口專著中的諸多論域，我們大致可條述出三個層麵的運思進路：其一是通過描述國家向社會的權利讓渡來標示出公域的範圍；其二是城市周圍頻起的外力衝擊浪潮構成的壓力效應所導致的漢口內部各階層的分化與聚合；其三是精英作用的變化。
從城市空間（urbanspace）的變遷來看，在西方城市的型構模式傳入中國並在上海發生效力之前，中國城市適合於前資本主義與前工業化的模式，它們缺乏一個獨立清晰的“中心商業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簡稱CBD）和土地使用的一體化等級製度。相反，城市空間結構經常被作為類似細胞的係統而加以定位，這些“細胞”被個體貿易網絡分割為許多商業區，並和一些居民區相互交織在一起。但是到了19世紀，中國城市如漢口在一些重要方麵已頗適宜於資本主義城市的土地使用模式和土地價值分配，它的一體化的有序空間結構已與古典類型的中國城市相去甚遠。從曆史的觀點看，有證據表明，漢口長途貿易的大幅度增強，大規模的商行、財政體製和組織化的商業網絡的出現，地方都市化的持續演進和城市文化的發展（包括相當於西歐小酒館和咖啡屋的茶館製度），印刷工業的急劇拓進，世俗流行文化等的崛起，都提供了一種批評運作的空間和氛圍。由於19世紀的漢口在城市服務係統和社會福利領域都有了長足的進步，羅威廉認為完全可以用“公共領域”的出現概述這種現象，因為在一定範圍內而言，這是直接的國家動議權在社會需要的措施條款方麵迅速撤出的結果。麵對一些新的社會需要和都市的複雜性，社會力量的回應比官方的回應可能更加靈活。核心官僚的作用麵對社會能動主義（societal activism）的崛起基本上是非直接的。國家機構的功能大部分局限於對地方力量發起的計劃實行庇護上，或者為這些動議提供協作，並負責平衡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