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威廉運用“公共領域”理論對漢口進行的研究，曾經一度在美國中國學界引起極大影響，被譽為中國城市史研究中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著作。但與此同時，他的漢口研究由於對中國城市基層組織的自治程度和狀態做出了比較樂觀的估計，因此也引起了較大的爭議。比如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就敏銳地觀察到，西方的中國學者將晚清和民國時期的法人社團和自願結社如行會、同鄉會、家族和門第、同姓社團、鄰裏社團和諸如廟宇社、拜神社、寺院和秘密團體統統歸結為在國家控製領域之外的公共空間時，其用意是挑戰馬克斯·韋伯關於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由於城市自治的匱乏和對祖籍親友的特殊依戀的主宰這個論斷。隻是問題在於：羅威廉所說的“本土城市主義”（indigenous urbanism）所表述出的地方性認同感在多大的範圍內沒有受到政府的幹預？魏斐德在一篇商榷性文章中，曾經對羅威廉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反證：如羅氏認為在19世紀中葉以後，鹽商在當地社會構成支配性階層。這個階層利用他們的集體資產，提供饑饉救濟，支付地方防衛開支和讚助地方經常性的慈善活動。他們在城市公共管理方麵所呈現出的私人而非官僚的主動性日益顯現出來，成為外在於官府的權力控製係統，與此相應的是，隨之出現了官僚對鹽業貿易的急劇失控。羅威廉認為，漢口社會組織人員構成的流動性、非本地性與本地人員的雜居狀態，恰恰使其成為自治的基礎。魏斐德則認為，正因為漢口行會常由外來人控製，比如漢口的兩個主要行會之一實際上是由外地旅居者在上海買辦的監督下建立的組織，所以漢口作為中國內生型城市自治和社區認同的斷言是不能成立的。再如對鹽業利潤的控製並不取決於社區自治的程序和商人的獨立經濟地位，而是與國家政權建設的進程幅度密切相關。所謂“漢口自治商人”，實際上不過是國家壟斷權的產物，是一種官商經紀人。所以，如何區別官方體製內的商務局係統與基層商人精英的自治體製和活動，始終應是一個大問題。[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