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紳理論：從“身份論”到“支配模式”
（一）設定問題的差異性：從《皇權與紳權》說起
與中國曆史從前近代進入近代的演進過程相對應，中國曆史學研究社會的方法從前近代進入近代的界分標誌，很大程度上是以是否承認中國曆史是整體世界史的組成部分為前提的。這當然與中國知識界的觀念從“文化中心主義”轉向“世界主義”的心理受挫曆程相關，這一思考轉向不僅預示著以“文化中心論”為思考資源的傳統支配原理的消失，而且也預示著具有獨立意義的中國曆史價值的相對消失。因為從此對中國曆史特質的所有優劣評判，都被依附在一個對世界史的整體框架分析當中，而成為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易言之，中國曆史發生與經曆的所有變化及其內緣特征，都被認為是對世界曆史總體外緣特征和趨勢的一種反映。於是中國曆史變遷所有微妙曲折的動態過程，包括基層鄉土社會運行的實際規則，隻有在經過階段論式的世界史趨勢演進與宏觀規律的抽象原則驗證之後才能進入我們的視野。這一篩選程序不僅使我們習慣於用結構和趨勢敘述取代現場曆史細節的分析，而且取消了對人在社會曆史中如何選擇自己能動位置的觀察和理解。
從20世紀40年代以來，對中國士紳階層的分析也屬於社會結構演變趨勢中所要探討的內容之一。但卻出現了曆史學與社會學方法的微妙差異：在曆史學領域裏，經過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從經濟史角度切入曆史場景的分析方法漸成主流，衡量士紳階層身份和作用的尺度往往取決於其土地占有和經濟利益的壟斷程度，這又導致曆史學家習慣於從國家政策導向和行為中觀察社會結構的變化。他們的任務是確定社會演化類型的性質，比如界定某種社會形態是屬於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民間基層社會的具體結構隻在與國家體製運作相關和重疊的極少數層麵才被納入考察視野，因此並不具有獨立自足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