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代化敘事的差異：“指標化”與“要素化”
要想透徹地了解中國基層組織的研究狀況，就必須首先搞清楚他們展開討論的知識前提是什麽。80年代以來，中國的社會史研究基本上以現代化論作為自己的論說前提，以取代政治史的“革命敘事”。但現代化敘事支配下的中國史研究雖然仍體現出了某種宏大關懷的特征，卻展示出了與西方中國學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筆者把它們概括為“指標化”與“要素化”分析的不同。西方中國學的現代化敘事基本上脫離不開兩種類型：一種是整體性的“趨勢論”研究，強調從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態勢出發，觀察與前現代化社會的區別。另一種則是人們所熟知的“中國中心觀”支配下的地區史研究，強調對中國基層社會進行細致的描述。整體式的“結構研究”方法常常借助一些社會學指標衡量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把現代化的一些標準基本視為帶有普遍分析意義的工具。而地區史研究則主要是想站在中國社會內部的視角觀察其演變，而不急於從定性的角度對這種社會的內涵做出判斷，盡管這種態度有故意尋找中國社會“劇情主線”之嫌。
如果僅從整體研究立論，我們可以羅茲曼（Gilbert Rozman）《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作為分析的案例。羅茲曼在這本書中完全按現代化理論所公認的指標為參照來觀察中國社會的變化。他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帕森斯倡導的結構—功能主義原則，即認為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之間的根本差別在於社會分層化和整合的程度。羅茲曼的指標設計是：
把現代化看作涉及社會各個層麵的一種過程。某些社會因素徑直被改變，另外一些因素則可能發生意義更為深遠的變化，因為新的、甚至表麵上看來毫不相幹的因素引入，會改變曆史因素在其中運作的環境。[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