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層理論”的詮說與合理移用
中國在20世紀初所形成的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史研究傳統，由於不斷在論證或批判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或者為革命動員提供曆史性依據，所以社會史研究大多以集體敘事的書寫手法揭示中國社會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書寫形式也多以大通史或斷代史的宏觀敘述為主。進入80年代，一些崇尚傳統述史風格的社會史家，為了回避集體敘事的意識形態製約，從儒、道、佛的經典資源中提煉出連續性的要素，用以和西方爭奪“現代性”的發明權；或者回歸乾嘉傳統治史方法，專注於對史料的整理鉤沉，其細節描繪足以補大敘事粗線條述史之不足，然而其精英式手法卻始終沒能建構起詮釋民間基層曆史的有效框架。多少年來，中國社會史界一直在尋找把宏大敘事與乾嘉式的史料鉤沉風格進行有效銜接的突破性方法，以避免徘徊於目的性極強的政治圖解或碎屑冗瑣的樸學遺風這兩個極端之間而止步不前。當然，萬靈的藥方是不存在的，不過從“中層理論”的建構中我們也許能發現協調兩個極端取向的可行性方案。
“中層理論”（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在社會學中原則上被應用於指導經驗性調查，同時也是描述社會行為組織與變化和非總體性細節描述之間的中介物。“中層理論”當然也包含抽象成分，但是它們更多地接近於在經驗研究中發現出可觀察的材料時才發揮其作用。[1]按照“中層理論”的提出者羅伯特·默頓的說法，對“中層理論”的提倡是因為急需建立與闡釋“統一性理論”不同的框架。這些“統一性理論”總是認為對一種“社會學式理論的整體係統”（a total system of sociological theory）的研究，可以幫助觀察到預先規定好的社會行動、組織和變化的每一方麵。這一取向已經像那些包羅萬象的無用的哲學係統一般受到了挑戰。但一些社會學家仍認為，總體的社會學理論足以廣泛地包容大量準確的有關社會行為、組織和變化的細節，並足以有效地指導對經驗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