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讓我們回到中國研究方法上來，如前所述，中國社會史學界比較缺乏在“中層理論”的範圍內建構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這是因為中國社會史的主流基本上遵從的是與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學界構建與哲學體係相關的宏大敘事的研究傳統。這和西方中國學界的情況正好相反，西方中國學界特別是美國中國學研究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就已通過學術反思開始疏離巨型理論的控製，而建立起了一係列可操作的中層解釋範疇，如“市民社會理論”“文化權力的網絡分析”“過密化模式”等。這些理論一開始應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爭議，但對於中國史研究的模式轉換卻起了相當重大的推動作用。所以評價它們的貢獻，就必須將其放在西方中國學的脈絡裏進行評判，否則就會造成批評角度的錯位。我們這裏可以舉德裏克對美國中國學界的評價來觀察一下發生這種錯位的可能性。
德裏克曾經在分析美國中國近代編史學時認為，中國近代史學存在著一個研究範式的危機，危機起源於80年代以後美國中國學對傳統“革命範式”的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革命範式”時，德裏克並沒有忽略其意識形態的特征，認為韓丁（William Hinton）的名著《翻身》描繪的土改史詩化的形象具有理想化的色彩。然而德裏克強調，任何一部質疑其陳述的著作，在提供自己的新分析過程中，應當首先對其描述作明確的剖析，指明其錯在何處。可是大多數著作無論是論述土改、資產階級還是市民社會，論者們都是撇開先前基於“帝國主義”“階級”等概念的解釋，直接進行與革命範式相悖的論述。[8]由於80年代以後的“現代化範式”沒有包容和檢討舊式“革命範式”提供的理論前提，其新方法就同早先基於“革命範式”的解釋一樣陷入了片麵和隻看眼前的泥坑，形成了自身解釋範式的危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