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本書的第一章已概要性地分析了東西方幾種對中國社會史研究很有爭議的模式。在中國大陸的研究語境中，上述的某個模式如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社會史研究傳統曾經挾政治意識形態的力量支配曆史學家多年，另一些詮釋方法如心理主義模式、國家—社會二分框架等基本采取的是民間形態，並沒有進入史學主流。就筆者自己的觀察而言，中國社會史界並不存在美國中國學界發生過的所謂方法論的階段性轉換問題。即使在美國中國學界內部，也不存在所謂“範式”意義上的解釋危機，因為“現代化”模式采取的路徑表麵上與強調整體性效應的“革命”解釋迥然有別，實際上其具體命題的分析卻與“革命”模式具有內在的銜接性。例如，對“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概念的移植，強調的是中國城市在19世紀也出現了類似西方的資本主義因素，多少就與大陸史學界在“革命”模式的製約下進行的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具有某種呼應。盡管“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從屬於大陸的“革命”敘事，而有關“公共領域”的討論則屬於典型的現代化論述框架，可兩者都是要企圖尋找出中國革命發生的近代化因素和動力。黃宗智稱此為“規範認識”的危機，他曾解釋說：
所謂規範認識指的是那些為各種模式和理論，包括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和已成為不言自明的信念。這種規範信念對我們研究的影響遠大於那些明確標榜的模式和理論。它們才是托馬斯·庫恩1970年《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的“規範認識”（paradigm）一詞的真正含義。近數十年累積的實證研究動搖了這些信念，導致了當前的規範認識危機。[11]
黃宗智所說的“規範認識危機”也就是德裏克所說的“範式危機”。兩者的區別在於，德裏克隻把“現代化”模式取代“革命”模式後造成的困境看作“範式危機”，而黃宗智則進一步把“現代化”模式與“革命”模式潛在享有共同話語資源時所導致的認知錯誤視為“範式危機”的征象。那麽黃宗智果真突破了這種“範式危機”的限製了嗎？我們留待下麵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