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民史學觀”的興起與現代國家的創構
作為本書的開篇，筆者並不打算全麵評析20世紀以來中國曆史研究所形成的所有詮釋理路和既定命題，而是嚐試把它們放在一條“問題史”的相關脈絡裏，細究不同類別的曆史解釋框架如何在不同時代的社會語境和思想狀況支配下累積起自己的問題意識和表述這種問題的方式。更為重要的是，筆者要特別關注不同時段問題累積所表現出的相悖性如何在一種現代性理念的控製下達成了一致的效果，以及嚐試探討我們應通過何種方法把這種效果離析出普遍性的定見以轉化成“中國問題”的可能性。筆者個人以為，如果僅僅單純從方法論引進的層麵上分析曆史學變革與社會理論結合之得失關係，而忽略了各種闡釋方式與中國社會所麵臨的各種特殊問題之間處於怎樣的糾葛狀態，就無法真正洞悉中國曆史研究的發展軌跡和其需要選擇的未來走向。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問：什麽人，為什麽在某一特殊的年代選取了這樣一種設問曆史的方式？
眾所周知，中國曆史具有現代意義的闡釋框架和問題意識的形成與民族—國家建構形式的選擇過程密不可分。“中國史學革命之父”梁啟超把傳統史學的病源首先診斷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而斥之為帝王家譜的總匯，由此造成一般人民無法合理地確定自己所處之空間位置，不但不知家以外還有國，更不知國以外還有世界。新史學研究的意義由此被定位在對普遍懵懂無知的民眾進行所謂“國家意識”的啟蒙與塑造上。根據這一需要，梁啟超首次提出史學作為“國民資治通鑒”或“人類資治通鑒”的定義，他解釋道：
今日之史，其讀者為何許人耶？既以民治主義立國，人人皆以國民一分子之資格立於國中，又以人類一分子之資格立於世界；共感於過去的智識之萬不可缺，然後史之需求生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