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後的社會史研究者雖多有現代學院出身的背景，但均具有相當鮮明的激進政治身份，所以各種相關社會史命題的提出，往往並非是學術共同體在學院內部氛圍互動創生出的知識生產結果，而是社會運動的參加者通過直接具體的政治行動或通過政治身份意識帶動下的自覺導向所做出的反應。從這個意義上觀察，所謂“社會史”的表述方式與曆史實證主義對“真相”的追求，其實基本沒有什麽關聯。這一時期為社會史設計的一套敘述話語，關鍵要求是否能有效地把“社會”這一概念與全球通用的曆史演變語式迅速接通，或通過研究社會在世界範圍而非僅僅是民族—國家框架製約下的表述方式，以便為即將發生的社會運動提供直接的輿論準備。所以在這一代曆史學家的眼中，研究中國社會史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探究某種自然發生的特殊曆史演變特征，當然更不是依循古舊的循環論以闡釋某種自生自發性的時序狀態，而是考慮如何從曆史起源時態起就開始逐步把中國社會對應和納入世界曆史發展格局的現代話語創構程序之中。
如果把這一判斷落實到具體的社會史研究中，我們會發現這一時期的曆史學家特別強調所謂中國與世界“曆史關聯性”的重要。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發生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均更為強調要以社會一般發展規律作為研究曆史的前提，而中國曆史發展的特殊性均是為此普遍性服務的。曆史特殊性的表現形式在時間伸縮上可能有長有短，在空間展布上可能發生部分遷徙，但在總體框架的解釋方麵必須符合目的論的建構標準。比如對封建社會形態發生時間的定位，範文瀾和郭沫若就明顯有分歧：郭氏以戰國為封建時代開端，範氏以東周為封建時代開端，可時間長短的定位卻並沒有影響兩人在社會性質的確定方麵保持高度一致。關於空間上的遷徙與總體史的關係，翦伯讚則認為，曆史學家必須同時研究各個時代和各個地域的特殊法則，因為這些特殊法則正是“各別民族曆史的具體內容的構成之重要契機”[11]，但各民族發展的內部又與世界曆史的發展具有時空關聯性，其交互作用也需符合“一大曆史運動行程中諸曆史階段相續發展的諸過程”[12]。這一空間定位的強調又使得民族史的特殊表述被重新歸位於世界史的集體敘事脈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