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國內的史學研究趨向相比較，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也體現出了和世界體係存在著某種曆史相關性，不過這種曆史相關性有其自身的特征。如果從源流上考察，美國現代中國學可以說是在反傳統漢學的境況下誕生的。[24]概而言之，所謂“傳統漢學”對中國的認識主要源於由來華傳教士的各種報告、著述、書簡中拚貼出的一幅中華帝國的曆史圖景，如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利瑪竇的《中國劄記》等就屬於這類著作。[25]這種對中國曆史進行的“想象式建構”，[26]甚至影響到了西歐啟蒙運動的輿論導向，如伏爾泰在《風俗論》中就聲稱哲學家在中國發現了一個新的道德和物質的世界，從而借此對抗西方的宗教勢力。[27]按薩義德的說法，中國作為想象的異邦被東方主義化了，隻不過這種想象帶有迷幻的讚美色彩。[28]
19世紀以後，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勢力的拓展，西方現代化的普適邏輯逐漸支配了中國研究界，特別是黑格爾關於非西方社會沒有自己的曆史的論斷，[29]促使漢學界借助西方的近代發展趨勢重新把中國想象成了一個停滯不前的國家。所以史景遷認為，對中國的“他性”的塑造與西方的現實境遇有關。[30]而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卻與“古典漢學研究”（the classical Sinology）的分析路徑大相徑庭。總體而論，中國研究變成了美國全球化總體戰略支配下的“地區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個組成部分，帶有相當強烈的對策性和政治意識形態色彩。這一特點可以從費正清的研究框架中體味出來，費正清的名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基本上闡述的是中國古代朝貢製度與儒家思想的淵源關係，通過探討鴉片戰爭後的十二年內通商口岸條約製度的演變過程和上海外國稅務司的形成，暗示中國朝貢製度在現代國際網絡中的衰落命運。在另一本著作《美國與中國》中，費正清亦直接使用對立的兩個概念：“集權傳統”與“社會革命”，通過分析兩者的關係揭示西方力量對中國停滯的傳統具有決定性的改造作用。集權傳統借助儒家思想滲透進政府、法律和宗教，甚至是人道主義傳統等方麵，成為中國步入現代化的障礙，從而在無法適應現代化節奏時引發了社會革命，而社會革命均是西方思想影響下形成的，換言之，任何“革命”都是西方社會發展進程的一個連續組成部分。太平天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都是對傳統結構的衝擊。[31]如後人所論，費正清的“衝擊—回應”體係帶有較為明顯的“官方史”（official history）的色彩。由於其刻意強調中國傳統的停滯和被動性，突出西方力量充滿活力和發展的特征，中國社會隻不過變成了現代化力量波及的對象之一，從中看不出中國曆史有自生自發的轉化和創新能力。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初，費正清被麥卡錫主義者指責負有丟失中國的責任，但費氏的觀點仍是美國透視中國曆史、製定對華策略的主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