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史學的產生和建構，不僅與世界體係權力的擴展和社會運動的勃興具有密切的關聯性，而且從觀念史的角度而言，也受到中國傳統史學中“正統論”觀念的強烈影響。盡管從表麵上看，現代史學的誕生是從批判史學“正統觀”入手以樹立自己的嶄新形象的，但在敘述史實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它仍不自覺地受到“正統觀”思維導向的支配，甚至形成了外觀上表現為現代性敘事，內核裏卻承襲著傳統表述這種悖論現象。筆者這裏想要說明的主旨不是想重複申述和考證“正統觀”的流變，而是撮其方法論的精要者進行評述，以反思當代中國史學的困境。
從觀念史變遷的角度而論，“正統論”發源之初始終以“治統”為先，至宋代方形成“道統”與“正統”相合之論。[36]從“治統”而言，一般是以紀年書事，承繼的是《春秋》筆法，亦有“統紀之學”與“三統改製”的說法，但核心的提法是：“條貫興廢，舉王製之大綱。”[37]這有非常明確的政治目的。早期的“正統觀”主要功能是詳細論證帝王受命的合理性，如論述漢代承敝易變，據赤帝之符而得天統。大量緯書的造作也是從曆史哲學的角度鋪陳古帝受命與現帝據統的傳承淵源；其中“五德終始說”把帝王更迭置入一個循環係統，後世帝王繼位均可從中擇取自己需要的思想資源，從而最終形成了封閉的自足體係。這種封閉性尚不止於三代改製與“五德終始”之義，以及空間上昭示的大一統觀念，而且以十分深厚的“尚德”傳統為內部支撐，完全沿襲了春秋“以德配天”的舊統：五德轉運變化、帝王失位得位，大體要看其德性之優劣。饒宗頤氏稱《大戴禮記·盛德篇》中析“天法”“德法”為二，“德法”依循“天法”而行的“尚德”理論，顯然為反對法家專以刑法禦民之失，但由此儒家道德觀則基本確立了作為正統觀核心支柱的地位。帝王易位與時局變遷，都必須參照道德評判的標準而行事，所謂“德合天地”的說法，開始把正統道德觀對“治統”的輔佑與詮釋作為曆史觀構架的最根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