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研究中承繼乾嘉精神的考據學派一直被各個時代的學人推崇有加，近時又成了國學與學術史複興的支柱性領域。就史學觀的正統脈絡而言，乾嘉學派無疑是後起的一支。而且就其表麵學風由空返實，崇尚求真實驗而言，乾嘉學派似乎與傳統的正統觀迥然有別，然而如果細究其研究對象，卻仍不脫經學範疇。故餘英時解釋清初學風是把乾嘉學派置於“道問學”與“尊德性”的漢宋迭變的脈絡中予以追蹤的，其意是說乾嘉考據表麵上似純究曆史的真實，不具宏觀曆史論的氣象，不免為後人譏為雕蟲之技，但就整體而觀，仍屬經學正統觀中的旁支。[65]
關於乾嘉學派，史學界通常有一個誤解，似乎乾嘉學派采取的“道問學”的治學取向，因為有別於以往心性儒學中對“尊德性”一脈的強調，或標榜對王學空疏的反動，所以頗符合於所謂“價值不涉”（value-freedom）的原則，“以複古為解放”的命題甚至似乎可以完全等同於16世紀以來興起的模仿自然科學方法的人文實證主義思潮，現代學者也熱衷於在這個意義上繼承乾嘉注重經驗研究的一麵。實際上，乾嘉學術的經驗式研究與西方實證主義的一個重大區別在於，它隱含著一個不變的知識論前提：經典中所蘊藏的知識信息在源起的狀態下已經具有了自足的性質，其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之所以後來出現偏離是經書篡偽與王學傳統主觀歪曲的結果。經驗研究的目的不是證明某種曆史的客觀存在的意義，而是證明經書微言大義的初始的自足合理性，所謂“識字”並非擯除義理的辨析而是作為闡明義理的基礎。錢大昕已經對此說得很明白：
有文字而後有詁訓，有詁訓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詁之外者也。[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