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約465—532年），字彥和，山東莒縣人，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少時家貧，篤誌好學，未婚娶。長期跟隨鎮江定林寺僧佑，整理佛教經典，長達十餘年。他一方麵幫助僧佑整理佛教經典，一方麵又飽覽曆代經典文學作品。這樣，他不僅精通佛理，也傾心文學。大約在齊代晚期，他著了《文心雕龍》一書，4萬多字。他很看重自己的著作，希望其能夠傳世，於是想到了當時文壇領袖沈約。沈約當時是權貴，不能直接見到。有一天，劉勰背著自己的竹簡寫的《文心雕龍》到沈約的車前求見。沈約讀了他的書，“大重之”，認為“深得文理”，常把《文心雕龍》置於書案上。後劉勰入仕，在梁武帝天監初年，起官入朝請，先後擔任過多個職務，特別是他擔任東宮通事舍人期間，與昭明太子蕭統交好，得共同“討論篇籍，商榷古今”。蕭統所編《文選》與他的《文心雕龍》的“選文定篇”多有契合之處。後劉勰奉敕鎮江回定林寺撰經，經成即棄官為僧，法名慧地。出家不到一年去世。
劉勰的《文心雕龍》一書的產生，就其客觀原因而言，是他生活於一個戰亂頻仍的時代。南北朝時處亂世，士族掌權，多國割據，互相征伐，玄風極盛一時，一些士人為躲避戰禍和各種災難，去當隱士。儒、道、釋、玄多家爭鋒，思想難以統一，這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思想解放的時期。劉勰得益於思想解放的影響，他不受漢代文論的政教論之囿，能獨立思考文學問題，提出許多新鮮的觀點。就其所處的時代的文壇的狀況而言，出現了使他十分不滿的傾向，所謂“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誌》篇），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出來發聲，試圖改變這種狀態。就他自身的修養而言，他精通儒、釋、道各家各派學問，也有條件站出來發表不同的意見。這些語境和情況作用，成就了他，使他覺得有話要說，又有機會和條件開始說，這說明了劉勰的《文心雕龍》的產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