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魏晉以來，隨著社會生活和文化的巨大變化，隨著文章體製的大量增加，隨著文章表達情感的複雜化，隨著文章筆性的多樣化，文體問題被突出地提出來了。首先是魏代曹丕（187-226年）在《典論·論文》中提出：“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12]文章的共同性與文體的差異性並存，這就促使曹丕把文章分成四科八類，奏議、書論、銘誄、詩賦是文體之類型，雅、理、實、麗則是文體筆性的體現，有的人隻能寫一體，有的人才能特殊，能兼備各體。從此開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論著作都要就文體問題發表看法。如陳思王（曹植）的《與楊祖德書》、應瑒的《文論》（今已失傳）、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李充的《翰林論》等。其中尤以陸機的《文賦》和劉勰的《文心雕龍》辨析得最為得當。
陸機的《文賦》對文體的主要辨析是：“體有萬殊，物無一量……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製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這裏一共講了10種文章體製及其特征，是對曹丕文體理論的發展。
劉勰的《文心雕龍》可以說是魏晉南北朝文論中文體論的集大成，全書50篇，《明詩》以下20篇中，都以文體的體製為名，論述文體大小上百種之多，而且一一論述各體，從“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四個方麵（即從追溯文章之起源和流變、解釋各體的之名稱和性質、選取文章篇目作為典範、陳述寫作法則和各體的規格要求等四個方麵）來辨析各體的異同。這部分劉勰自己把它說成是“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即按照“文”（有韻之文）和“筆”（無韻之文）加以辨析。實際上，其中《體性》篇專門辨析寫作者個性與文體的關係，是文體論中不可或缺的，《文心雕龍》各部分，如文之樞紐部分，專門談到“體有六義”“剖情析采”部分中諸篇，也從不同的角度講到“文體”問題，按照徐複觀的理解，整部《文心雕龍》都是文體論，這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