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嶸作為關心當時詩壇的鑒賞家，自然有他評論詩歌優劣美醜的觀點。那麽，他在他的著作中，把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這究竟是根據什麽標準來分的呢？或者說，他認為詩美究竟存在於哪裏？這是我們必須首先弄清楚的一個根本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我認為羅根澤在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做的回答仍然是最好的，這裏根據他的一些立論，並作一些補充。羅根澤說：“自鍾嶸看來，用事用典，宮商聲病，繁密巧似，都違反自然，矯正的方法，當然也就要提倡自然。劉勰也提倡自然，但不以自然為根本觀念；鍾嶸《詩品序》裏深深的慨歎‘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可見他所標榜的準的——即根本觀念——是自然。”[2]這個說法是總觀全書所作出的結論，是比較有力的。在《詩品》裏，鍾嶸反對當時詩壇上的幾種不良傾向，其一就是用典過多，以知識入詩，成為一種傾向，這就使詩歌的抒情性質大大消減了；並且使詩變得晦澀難懂，枯燥乏味。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對這一現象有所描述：“……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精彩。”這些在詩中大引典故的人，顯然不知詩之為詩的審美抒情特征。針對此點，鍾嶸在《詩品序》中說：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為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