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詩歌的“滋味”說問題，是中國文論界多數人一致的看法。但是自《文學遺產》1993年第4期發表了日本學者清水凱夫先生的《〈詩品〉是否以“滋味說”為中心——對近年來中國〈詩品〉研究的商榷》後，談論鍾嶸“滋味”說的明顯“沉寂”了不少。應該說，清水凱夫的文章在揭示中國文論界30年來，在鍾嶸《詩品》的“滋味”說上麵，總是重複前人的意見，沒有自己的研究心得，沒有新的進展，的確是有意義的。但是他以日本和韓國的學者為根據，說他們那裏從來不重視鍾嶸的“滋味”說，你們中國學者卻抓住鍾嶸的“滋味”說不放，似乎要表明日本、韓國的研究水平比中國要高，這我就不敢苟同了。另外他引用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中一句話：“由是知他所謂‘滋味’，雖然近於神秘，但也不過是曲筆寓言，使有文字以上的意味而已。”即認為連羅根澤都不怎麽買鍾嶸的“滋味”說的“賬”，可見說鍾嶸的“滋味”說多麽重要，就不值一談。這也是我難以認同的。鍾嶸的《詩品》中有沒有“滋味”說，把“滋味”擺到什麽位置上，這要實事求是地看《詩品》中的原文，要以原文為根據。
事實上，鍾嶸在《詩品》中，的確提出了五言詩的“滋味”說。他之所以突出地提出詩歌的“滋味”問題，與他對詩體的看法、對玄言詩的看法有關。在詩體上鍾嶸特別標舉五言詩，他認為古老的四言詩有較大的局限，“文繁而意少”，所以自漢代以來已較少人作這種詩體了。另外他還特別對當時流行的玄言詩提出批評，他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論’。”[8]意思是說永嘉時期，崇尚老莊道家哲學，世風流於虛玄的清談，詩文的創作哲理多於文采，淡而無味……幹巴抽象好像老子的哲學議論。那麽對四言詩的局限，玄言詩的幹巴，應該怎麽辦呢？鍾嶸在《詩品序》對此做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