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宋代的詩人不管自覺不自覺都麵臨一個如何學習和超越唐詩的問題。當然宋詩從北宋到南宋的確也形成了一些特色，其中最主要的是以才學、議論入詩，這應該說是宋詩的一個發展，有人對此加以肯定，但嚴羽對此是持否定態度的，他在《滄浪詩話》中說：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曆，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複終篇，不知著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為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3]
在這裏，嚴羽用以“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三句話作了比較準確的概括，然後指出這種詩歌即使是“工”的，也缺乏“一唱三歎之音”，缺乏“興致”，或一味“使事”，或“叫噪怒張”，失去了詩歌的審美的品格。當然，嚴羽也肯定宋代詩人向唐代詩人學到了一些東西，而且說“至東坡、山穀始自出己意以為詩”。但這句話是肯定蘇、黃，還是貶抑蘇、黃，就值得討論了。實際上，嚴羽對宋代的以黃庭堅為代表的主流詩派，多采取否定態度。嚴羽與黃庭堅的分歧，從根本上說，是在詩為何物、即詩的本質特征是什麽問題上的分歧。嚴羽的思想超越了“詩言誌”“詩緣情”的傳統，他顯然認為在“誌”和“情”這兩個字上找不到詩與非詩的區別，找不到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在嚴羽看來，在“言誌”“緣情”上麵很難找到詩之為詩的標誌。而宋詩的發展則又進一步把“言誌”“緣情”泛化，“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尤其是“江西詩派”的末流，更隻在前人的書本中乞討，就完全失去詩的本旨，也就更進一步模糊了詩與非詩的界線。嚴羽針對這個情況，在《滄浪詩話》中提出了“別材”說和“別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