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詩文篇章視為有機整體，是中國古代文論的重要傳統之一。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就多次論及詩文的整體結構特征，如《附會》篇指出：“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首尾周密，表裏一體。”[12]《章句》篇也說：“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13]明確指出文學作品應是一個首尾統一、意脈流轉、表裏一體的有機整體。此後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評》中也提出“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14]的詩歌整體觀。薑夔《白石道人詩說》也認為，“作大篇猶當布置，首尾勻停，腰腹肥滿”[15]，認為詩歌應追求首尾勻稱的結構整體性。王夫之的詩歌整體結構論正是在這種詩論傳統中發展起來的，它強調詩歌立意的整一性，不但提出了“一意”說、“一筆”說等具體的結構觀，而且在對韻與意關係的認識上，在對佳句和絕句的評論中，都凸顯出一種注重詩歌整體結構的詩學傾向。
先來看王夫之的“一意”說與“一筆”說。
王夫之論詩，極為強調詩意的純淨與簡約。他曾說：“意必盡而儉於辭，用之於《書》，辭必盡而儉於意，用之於《詩》；其定體也。”[16]又說：“古人之約以意，不約以辭，如一心之使百骸；後人斂詞攢意，如百人而牧一羊。治亂之音，於此判矣。”[17]在王夫之看來，史書應當用精練的語言來表達確切的內容，而詩歌則要圍繞一個主題或中心反複唱歎。換言之，是否表現“一意”是詩與史的一個重要區別。正是由於這一詩學立場，王夫之在評詩時一再要求詩歌中情意要“一”“約”“不枝”“不濫”“不雜”“無淩雜之心”。唯有意儉，詩歌才能在此基礎上“往複鄭重”“曲感人心”“以寫纏綿悱惻之情”，達到“春雲縈回”的渾成境界。“立意”“表意”的簡約純淨，可以說是王夫之心目中詩歌抒情特質的存在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