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觀群怨”，是儒家詩論的傳統命題，王夫之對其十分服膺，提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盡矣”，“興、觀、群、怨，詩於是盡矣”，此話分別出自《詩譯》第二則和《夕堂永日緒論內編》第一則，可見在其詩論中具有一種提綱挈領的性質。但王夫之所理解的“興觀群怨”又與傳統闡釋有諸多不同，有其自身的獨特性。
“興觀群怨”最早由孔子提出，《論語·陽貨》有相關記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28]
這裏所說的“詩”，指《詩經》，“興觀群怨”則指《詩經》的功能與效用。孔子的這一“興觀群怨”說，其實內含著一種詩歌藝術的審美功能，但最終旨歸則為“事父”“事君”，這就將“興觀群怨”限製在了具體的社會意義層麵。漢代以來的諸多注疏家，如鄭玄、孔安國等，基本都是在社會政治層麵闡釋“興觀群怨”，純粹將《詩經》作為“補察時政”的政教工具，而且其疏解流於僵化與瑣碎。對此，王夫之批評說：“釋經（此指《詩經》——引者注）之儒，不證合於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為株守之兔罝。”[29]儒家經生式的牽強附會、拘泥舊說的政教讀法，確實使《詩經》喪失了美感。而沒有審美體會，沒有自得之情，《詩經》的“興觀群怨”又從何說起呢？王夫之由此對“興觀群怨”做出了異於舊說的獨特闡釋。
王夫之在詩論中多次涉及對“興觀群怨”的解說，而以上麵這段最為集中和全麵，故不避繁冗，援引於此。王夫之的“興觀群怨”說至少有三個重要突破。
第一，王夫之並不將“興觀群怨”簡單視為詩歌的四種功能，而是稱其為“四情”。這就將這一傳統的詩歌功能論提升到了“動人四情”的詩歌本體論的高度。我們知道，王夫之詩論的基本立足點即是“詩道性情”論，而這裏的“四情”理論，無疑是其“詩道性情”論的突出體現之一。在王夫之那裏，詩之所道“性情”，不僅指作者之性情，也包含讀者之性情。這一情本體論，是王夫之解詩說詩的重要關節點，也是其詩論一以貫之的基本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