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文學思想帶有某些超前性，現在已看得越來越清楚了。與他同時代的許多思想家或革命家，多未能擺脫傳統的“文以載道”觀念的束縛，要求文學為當時的政治服務，無視文學自身的獨立價值。如梁啟超當時這樣來論小說的作用：“在昔歐洲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誌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曆，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輟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21]又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22]這不但對文藝期待太高，而且把文藝與政治聯係得太緊。當時另一學者蔡元培也說：“為什麽改革思想，一定要牽涉到文學上？這因為文學是傳導思想的工具。”[23]這種工具論把文藝看成某一時期的主流思想的形象的圖解，這種文藝思想使文藝淪為政治的奴婢，作家也單純成為某種意識形態的喉舌。
幾十年的文藝實踐證明，附屬論、工具論弊多利少，對發揮文藝自身的發展更是不利。所以，王國維當時提出的文藝“獨立”論，揭示了文藝的“自律”性，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當然，我仍然認為文藝必須要有人文精神，必須加強批判社會的力度，但人文精神並不等於某種意識形態，前者是人類的，後者是階級的，前者是長久的，後者是暫時的。人文精神恰好是文藝獨立性的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