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人完全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產生出對傳統的“眷念”，與“五四”新文化時期對古老傳統的批判看似完全不同，實則有相通之處。因為“五四”時期人們看到的是中華古老傳統的惰性、封閉性所產生的俗氣和淺薄的一麵。中國現代偉大思想家、文學家魯迅終其一生就是在與傳統文化中那些麻木、庸俗、虛偽、落後、俗氣、教條等作殊死的鬥爭。我們不會忘記他的《狂人日記》，不會忘記其中耳熟能詳的一段話：“凡事總需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魯迅對舊文化的批判的確是十分徹底的和全麵的。他當年力主對外國的東西采取“拿來主義”，就是要用西方的現代文明來對抗中華古代傳統的封閉、落後、虛偽、平庸、俗氣等，以使中國人獲得生存、發展的機會。當時，拿孔子為代表的儒學來開刀，的確是一種需要。胡繩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在封建勢力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形勢下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的。當時的反孔至少有兩層含義。第一，孔子之道，代表封建宗法時代的‘道德、禮教、生活、政治’，這些是和建設現代的新國家不相容的，所以陳獨秀說：‘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勇猛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第二，2000年來，孔子被尊為聖人，人們隻能以孔子（或後世對孔子的‘權威’解釋）之是非為是非，否則就是離經叛道的罪人。打破這種偶像，使人們能夠獨立地思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要求，這也是它主張的民主和科學的精神。”[3]當時反孔的這兩層意義都是時代的要求，孔子及其學說既然是與科學與民主相對抗的，那麽當時反孔是有充分的社會曆史條件的內在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