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跟我的老師黃藥眠教授討論過這個問題。我們一致感到文論的建設要從“中西對話”“古今對話”開始。我的基本思路是這樣的：文學理論的真理性的內容並不存在於一家一派的手中，而存在於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手中，存在於古今中外文學創作實踐中。因此，我們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形態的文學理論，就要走整合的路。在整合古今中外文論的基礎上，在總結現代文學創作實踐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與我們當代的創作實踐相適應的、具有時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論體係。而要整合古今中外，就要從“古今對話”和“中西對話”開始。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話不是簡單的類比，更不是簡單類比它們的相同方麵——對話首先要確定對話的主體，“古”“今”“中”“外”大致說來是四個主體，對四個主體自身的內容及其複雜性要有充分的了解和研究。
先談古今對話。多年來，我一直認為，中國在長達2000餘年裏所形成的古代文論，絕不能摒除在我們今天的文學理論工作者的視野之外，僅僅把它當成一種曆史傳統來研究，僅僅給它一個必要的曆史地位，是不夠的。想簡單地將它抹去更是不可能的。應該認識到傳統作為一個民族的“經曆物”，是永遠不會消失的，中國的文化傳統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流淌著，你想擺脫也擺脫不掉。而且傳統並非一切都不好，其中有許多珍貴的、精致的、美好的、充滿魅力的成分，我們怎麽可以把這些珍寶置之不顧呢？我們必須把中國古典，其中也包括文論傳統作為一個對象，走到裏麵去，對其中一切在今天仍然具有意義的東西進行充分的研究，並把它呈現出來，使它成為我們今天文論建設的一種重要資源和參照係。當然古今對話不是說一句“古為今用”就能解決問題的。這裏首先遇到一個曆史觀的問題。舊的曆史觀把社會曆史的發展看成靜止的，通過客觀的研究是可以複原的。在這種曆史觀的製約下，把作者的生平、文本產生的曆史背景看成客觀的可以複原的對象是合理的，因此選擇作者或文本的社會曆史背景進行單維的研究就比較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