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膽、識、力”作為詩人的心理結構
“詩言誌”“詩緣情”是中國古代詩學綱領。誌，情，在古人的觀念中並無根本區別。“在己為情，情動為誌，情誌一也”（孔穎達）。情、誌都屬於詩人的主觀世界。正是出於此，曆代詩學都特別關懷詩人的心理結構。詩人的心理結構直接關係到詩歌創作的成敗。袁宗道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葉燮說：“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沈德潛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袁枚說：“人必先具芬芳悱惻之懷，而後有沉鬱頓挫之作。”劉熙載則講：“詩品出於人品。”明、清時代這些學者的上述見解，並不是他們的創見，隻是對於曆代詩學的總結而已。
自古以來，儒、道二家都十分重視詩人的心理結構的建設，但它們所注重的方麵不同。儒家的理想是“克己複禮”，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是“仁”的普遍推行，所以儒家對於詩人的心理結構，也就必然偏重於從倫理道德的方麵提出要求。孔子在《論語·憲問》就提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漢代王充在《論衡·書解》中說：“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唐代韓愈在《答尉遲生書》中說：“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指德行、品質——引者）。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掩’，遮掩——引者）。”唐代李翱在《寄從弟正辭書》中說：“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義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宋代歐陽修在《答吳充秀才書》中說：“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致也。”朱熹在《答楊宗卿》中也說：“然則詩者，豈複有工拙哉？亦視其誌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誌，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這就不難看出，儒家詩學的一個基本論點就是“詩原於德性”“詩品出於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