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史觀與新史學的關係
一、天意史觀曆史哲學的展開
中國先民之天、上帝、皇天上帝等觀念，很早即已流行普遍，其往往指人格化的最高主宰，含有宗教色彩。最早可知的文字——甲骨文——內即常提到此類字眼。這類人格化之天或上帝，又常與政權的興廢具有密切關係，是一種政權天授（或神授）的觀念信仰。孔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將政權的興廢問題導向理性的人文層次做討論，然而他所編次的經典，亦不刪削這類觀念，《詩》《書》之中保留甚多，表示他的“不可得而聞”並不意謂他的信或不信也。
古代的曆史偏重於政教史，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是則政權的興廢無異即代表了曆史的推進發展。司馬遷開創紀傳體的新史學，特立“本紀”此一體例，而《本紀》之中，有名無實的最高統治者（如漢惠帝及繼承他的兩少帝）未必能列入此係統，有實無名者（如項羽）則未必不能列入，最足以發揮這種觀念。如此，則曆史的推移基本上表現於政權的興廢，政權的興廢基本上取決於天意，是則史家研究曆史的推動力量諸問題，勢必觸及天意的探究，產生曆史的形上學。司馬遷欲以曆史研究“究天人之際”，重要的指向之一即在此。
政權的興廢屬於人事的問題，人事為何能及如何能與天意發生關係？人類如何能夠了解天意？這在宗教信仰上不致產生問題的，在學術研究上卻不如是，必須形成一套理論和方法，始克能進行天人之際的研究。作者在探叩此問題之前，需要聲明的是：我們不應用現代的科學觀念去苛求古人，而應運用曆史的體驗去加以了解，否則不啻緣木求魚而已。
假如以《詩經·商頌》的《玄鳥篇》和《大雅》的《皇矣篇》，分別代表殷、周兩代政權興起的觀念，則可以看到下列諸問題：第一，殷、周兩族的先民共同認為人間之上有一個“人格天”——上帝。祂主宰人間政權的選擇，具有無上的權威。第二，祂透過語言或其他符號將建立政權的天命傳達於祂所屬意的人，而承受者亦能了解此天意。第三，承受者必須努力發憤，累積德業，始克能獲得上帝的垂青選擇，也必須如此才能完成天意及保持上帝的眷顧；否則，未得天命者將不會得此天命，既得者亦終將喪失之。[1]據此，上天對人間政權具有充分自主的決定權，但祂往往以努力積德與否作為選擇的標準，因而人間的主觀努力也是導致天意改變的力量。換句話說，政權的轉移、曆史的推動，大體上不是天意或人事任何一方麵所單獨專決的，而是在兩者一致的情況下發生。不過，雖在此前提之下，最後決定仍以天意為主，這種理念，姑名之為“天人推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