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公孫臣與張蒼之土、水之爭後不久，景帝時又發生轅固生與黃生論湯武受命與否之爭。黃生認為“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是齊詩大師，力爭湯武得人心，誅虐亂之桀紂而立，認為“非受命為何”？由此推論至“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諸問題上。景帝同意黃生嚴上下之分的理論，認為君雖無道猶為君，臣雖聖賢猶為臣，故評議之雲：“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19]此即孔、孟，尤其孟子的這方麵學說，不但當時不為諸侯所采，抑且後世統治者亦厭惡之也。事實上，高帝之得天下，據他罵時時稱引《詩》《書》前說於他的陸賈雲：“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20]乃是**裸的“打天下”觀念也，正不必轅固生代他粉飾。
轅固生之論湯武及秦皇，實際上是沿賈誼《治安策》之論而發展。賈誼隻論殷、秦之廢，認為國祚久暫基於人主之所積，一方麵既承認君尊臣卑的理論，[21]一方麵又代文帝設想，提供鞏固政權的政策和製度，因而始得文帝的重視。再者，賈誼為文帝談論鬼神，致令文帝夜半前席，聳然顧化。此與轅固生之純執孔孟以論說顯然不同，故其效果亦大異。賈誼非純儒，實雜陰陽、老莊、方士之說，混圖讖、占卜、鬼神之術者，其言陰陽鬼神，實有前述司馬遷論鄒衍具牛鼎之意。董仲舒對賈誼的道術似有心得，因而對著既好神仙方術、又不喜儒家樸學的漢武帝，[22]遂將之發揮得淋漓盡致。
仲舒是景帝時博士，治《公羊春秋》大師。他倡論陰陽災異主要在武帝之時，尤以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的《天人三策》最為關鍵——是儒學或竟為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裏程碑。在學術內容上，自此遂將經學扭曲為災異學，且有神秘的宗教化傾向，謂之將儒家塑造成儒教（漢代儒學），似也非過分之辭。[23]在學術發展上，仲舒對論三策的立即結果，就是造成該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四年之後複設置五經博士，對此下學術思想的發展，固不待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