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誠欲究天人之際矣，但又舍棄從災異學入手研究，則究竟以何術究之？所究的結果又如何？其與通史的創造有何關係？此皆關係新史學的大問題所在。欲了解這些問題，下列的前提實需先做了解。
第一，陰陽五行學說以及儒倡言的政權天授說，在司馬遷當時而論，不但既是曆史的問題，也是現實的問題，第一流人物如前麵所提賈誼諸子對此皆言之鑿鑿，故他不可能不受時代的影響也。世界的形成與變化，當時認為基於某些客觀而永恒的原理以運作，則這些原理的探求，以及它們和人類的關係；或者是否確有這些原理，它們是否確與人類存著某些關係？此亦治史者所不可逃避的課題也。
第二，探究這類問題，災異學的方法論既不可能成立，則隻能從陰陽家的觀察陰陽消息最基本的方法——羲和之官的天文學入手，這是司馬遷的家學所在，亦可駕輕就熟。另外，天文層次研究之外，孟子所假定的人民行事乃天意表示的人文層次，亦不失為可試之途，且更符合史學的性質。亦即稽天與驗古、證今，仍是可行的方向也，隻是需基於懷疑、經驗、實驗之上，以做研究而已。
第三，政權與曆史文化的發展，既被視為依循天之規律不斷運作，則從人類有證可稽的曆史以來，以至司馬遷的當世，其發展應是持續的、循環的，可以用作驗證這些關係的。以前的曆史記載，不過隻述數十百年的史實而已，實不能滿足這種需要，是則勢須下大魄力，從人類曆史文化的開始作研究的起點，此為通史之所由生也。
第四，先有一些理念法則，用以套合於曆史的發展，以作玄學式的全體論解釋，實為不經不軌之途徑，司馬遷既知此弊，遂采用實證形式的個體論作出發。每一種事件製度的變化，每一個政權的興滅，每一個個人的行事，皆盡量作個體研究而解析之，將各個體研究通透，遂亦能進而了解曆史的全體。這種觀念應是支持司馬遷開創本紀、書、表、列傳此新體裁，以容納其個別研究，進而綜合此個別研究的原因。否則新史學特色所在之新體裁緣何創始，即不可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