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董仲舒而後，以陰陽災異說經已不限於《春秋》，漸至普及其他經傳。漢儒對經術的認識，可透過公元前1世紀中期翼奉之言作了解。奉為齊詩學者。齊詩由轅固發源，下傳夏侯始昌、後蒼，以至翼奉、匡衡及蕭望之而大盛。翼奉雖承自轅固—夏侯始昌—後蒼，但亦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因水災地震而求直言，奉奏封事雲：
臣聞之於師（後蒼）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始終，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52]
就此而論，諸經雖然各有專門，但其所追求的目的與所由的途徑，大體相同；即使司馬遷別辟一途，但他本《詩》《書》《禮》《樂》之際以追究天人之際，與此亦無大異。由此觀之，謂經、史同源而協合，蓋亦未大謬。隻是經生說經日益玄妙怪誕，竟至淪入讖緯偽詐之術，乃至如王莽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53]斯則大弊矣。偏向實證論的史學，勢將不得不與經學分行。然而，經學乃是顯學，自董仲舒始，漢儒之“新經學”即在思想觀念上重大影響“新史學”。司馬遷之開創新史學，並以通史作為研究範疇，前已述之；至於仲舒以後，則更發展出一些新說法，對現實的政治社會發生了重大的影響，直接或間接促成斷代史的產生。試略析論如下：
前述的夏侯始昌是轅固諸弟子中最明《齊詩》者，但他學通五經，《齊詩》而外亦兼專《尚書》和明於陰陽。其《尚書》之學源自家學，出於濟南伏生—張生之係統，以授族子夏侯勝。夏侯勝別從伏生—歐陽生—倪寬—蕳卿係統學得倪寬之學。[54]倪寬與司馬遷等共定《太初曆》，所言封禪符瑞諸事最為武帝信重。他略晚於董仲舒，是將《尚書》之樸學轉變為災異學的關鍵性人物，下開歐陽、大小夏侯之學者。[55]夏侯勝承此二係，以說災異震動於昭、宣之世，所本即主要為受自始昌的《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尚書》論洪範五行，實為仲舒《春秋》傳災異之外的另一大係，對劉向、劉歆父子影響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