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實證而實錄：方法論的確立
一、曆史知識真實的價值
8世紀初期，劉知幾撰《史通》，特立《古今正史篇》，實為中國最早而有係統的史學史著作。他論述司馬遷以前的史學發展，由《三墳》《五典》《尚書》《春秋》，以至於陸賈的《楚漢春秋》，其間頗值得注意者有兩點：第一，他突出了史學的實證主義精神，援引司馬遷和班固之言，直指堯以前之史多無征可信，“後來諸子，廣造可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第二，他對早期的“正史”，並無嚴格的界定，故諸體兼述、經傳齊論，似乎有意將其前麵所論的“六家”，籠統地一並劃為正史，而為其後來專就“二體”以論《史記》以下諸正史不同，當有矛盾之嫌。[1]
本書第四章曾討論司馬遷自述其所開創的新學術，辨明其新史學的目的、對象、性質和方法，乃至指出經、史之分野所在。實證主義是新史學的重要特征，與今文經的玄想和附會、演繹和模擬不同。此特征不自司馬遷始，但因司馬遷而顯，廣受新史學運動期間諸學者所重視。劉知幾開章即突出此特征，可謂對史學之所以成立，已具慧眼深識。然而關於第二點，劉知幾曾有論述雲：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製，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複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公羊》及《穀梁》）亦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