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運動的兩大巨著展示出來的，是史學的對象為事實，是經驗過的故事；因而曆史知識由於它是人類真實的經驗，故能得以致知致用，其知識之可以成立，應是毋庸置疑的事。在這裏，進一步要根究的，厥為史家雖然重視事實，但他們何以能理解及發明此事實呢？此即牽涉到人類心靈及方法層次的問題，與知識論有密切關係。作者不想在此討論知識論此一大問題，隻欲尋求漢代史學家如何能理解及發明曆史事實而已。
人類具有理解曆史的能力，這是曆史知識得以成立的基本。這種能力出於感官作用抑或理性作用等？此則未可執一而論。孔僖因讀史而論史，石勒因聽史而論史，此固然因感官的聞見有關，但顯然也與他們信任史家和作理性認識有關。班彪雲：“若《左氏》《國語》《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32]也就是說，班彪認為後人能借著前代史家的耳聞目見所產生的知識，形成其自己的曆史知識。本書《序論》提到於誌寧等亦強調了此相同問題，是則實可代表當時史家們對此的共識。當然，班彪、於誌寧等並無意圖否認理性或感情的知識。從晉董狐、齊太史，以至司馬遷等古代史家或史官，憑著他們的努力，使史書在世人心目中建立了可觀的可信度。自孔子以來，中國人“信而好古”之風，顯然與此有關。
古代自天子、諸侯，乃或至卿大夫，率多置有史官，動靜必書。東漢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宗室平望侯劉毅因臨朝的鄧太後多德政，希望史官及早為之注記，故上書雲：“……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有注記。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書，是為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鹹熙假天之美。……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33]不論鄧太後政績如何，及早將其行事加以注記，乃是產生及保存第一手史料的必需工作，漢世之起居注，即屬此類工作，統治者和史官向皆對此甚為重視。由於史官有直書紀實的傳統，史官又因職責而往往能看到直接的檔案文獻。甚至看到當時某些事件的經過，或聽聞事件發生同時或稍後流傳出來的說法，因而使他們的記載具有第一手的可信性。他們對事件的了解，在性質上應得列屬親自見聞的，屬於孟子所謂的“見而知之”和“聞而知之”兩種感官作用或其交互作用下的產品，與後世純從“聞而知之”或“推而知之”的情況頗異。中國創有史官製度實是了不起的發明，一代接一代的史官，各將其親見親聞記述下來，即能使人類的曆史文化延綿不斷，而且由於史官基於職務的關係，接觸到許多可靠的證據及證人，甚至他本人即是曆史的證人，所述即是曆史的證據，故能將曆史提升至極高的可信度。司馬遷記述漢事，不少來自其親見親聞，例如，對武帝、董仲舒、衛青、李廣和李陵等人物的人格及行事，實皆出自聞見。新史學運動諸子如褚少孫、班彪、班固、陳壽等，運用此方式作為撰述方式之一者，大不乏人，這是中國史籍有可能成為“實錄”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