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而後，修撰一代全程而總體的曆史者，厥為東觀史臣。由於受到政治力量的介入，且成於眾手，故《漢記》不為後人所滿意。3世紀前期，荀悅“抄錄《漢書》，略舉其要”“以副舊本”；應奉專研漢代史，曾刪《史記》《漢書》《漢記》三史以成其十七卷之《漢事》一書；[65]稍晚的謝承，則是第一位私家重撰東漢史的人，所撰《後漢書》百餘卷，恐亦據《漢記》以為本。[66]他們的著作，多據舊史而刪削或重撰，表示原創性低，論證亦未必精妙，方之馬、班，相去甚遠。另一著名的文化史家——巴蜀學派的宗師譙周，情況似亦與此諸子同。故3世紀後期的名史家司馬彪，對此作了扼要的評論，他說：“漢氏中興，訖於建安，忠臣義士；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這是他繼起重修東漢史，撰成《續漢書》的原因。[67]
公元3世紀的史壇，譙周、皇甫謐、韋昭、華覈、薛瑩、王沈等，在史學均有表現，但似不及晚他們一輩的陳壽、司馬彪和華嶠那麽出色。他們的研究範圍或為古代史，或為前代史（東漢），或為當代史（三國），或為地方史（地方人物誌）。前輩史家中，似乎以韋昭的實證主義風格較為突出。韋昭被華覈推許為吳之史遷，是一個反圖讖論的理性主義者，所撰《洞紀》一書，斷限由庖犧氏以至於漢獻帝，自稱“昔見世間有古曆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複錯謬。囚（時因與統治者不合而下獄，故自稱為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雲雲。[68]值得注意的是，韋昭傾向實證史學，並不表示他的著作就能完全符合實證史學的要求。當時有一種崇拜文獻的風氣，譙周、皇甫謐等皆不能免，故司馬遷和班固所認為邈遠不可全信上古史料，他們皆不避采用。要之韋昭的自述，仍足以表示實證史學論考事實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