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統觀念發展至秦的統一，已經出現將各種觀念統製於一種學理法則的趨勢，秦廷的援引鄒衍五行說宣布其政權的合法與措施的正確，實為其統製政策之一——將曆史政治的變化發展理論，統一於鄒氏學說。漢朝大體上是繼承秦朝的政策製度的，因而這種官方學說亦繼承了下來，值得注意的是，秦以前與正統論有關的觀念，如文化、種族、區域、仁政諸說，在鄒氏五行說籠罩之下，隻有仁政說仍強有力而已，其他頗已轉弱。蓋經春秋、戰國的長期交流發展，文化和種族皆有融合的趨勢，秦、楚皆不可能再意識其不與中國同了，若說秦為蠻夷種族和文化，則楚集團的劉漢，又何能自外於此？若說秦僻居西陲的關中，則漢又不然耶？是則漢人論正統，很難由文化、種族、區域諸說入手。若說秦與周無血緣關係，則漢與秦亦然也，光武帝和昭烈帝繼統的血緣說，在秦漢之間實亦難以施行。
秦漢之際，君權天授已成為深入而普遍的信仰，不少例證可資印證。例如，司馬遷駁論魏不用信陵君而亡的說法，認為“餘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31]這是一個大史家，對秦承天命必須統一天下，不能中止，任何人力也不足以扭轉的曆史解釋；也是秦廷當初推五德之傳時，所樂於見到的預期效果。趙高弑二世，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立子嬰。[32]這是政權在握的野心政客，自感天命不與而不敢稱帝的事例。張良曾判斷“天亡楚”，其後項羽敗，自歎“天亡我”。蒯通勸韓信反，言及“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信不納；其後韓信為劉邦言，說他得天下乃“天授，非人力也”，被殺前自悔雲：“豈非天哉！”[33]這是軍事家及政治家曾有的信念。陸賈算得上是外交家和史學家，奉使南越，與尉他談高祖興起之速，謂“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並高論劉邦“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之義。[34]劉邦隻是楚國平民，群臣如此解釋他得天命，相信他亦深信於此。他死前病發，拒醫治療而謾罵雲：“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35]是又帝王之自信也。故司馬遷在《高祖本紀》末，盛稱雲：“得天統矣！”又在《秦楚之際月表》中，驚歎秦亡至漢興，“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高祖無積德累善、尺寸之土而王天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是皆可證當時的正統觀念，不但是政治和學術上的問題，抑且也是信仰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