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三統說鋪下了擯秦的理論基礎，其弟子吾丘壽王之漢高祖繼周說，徒孫眭孟之漢當禪退如殷周二王後以承天命說，乃至匡衡、梅福之要求封孔子後以繼殷後通三統說，皆董氏學說的理論發揮和實際應用。他們的說法，可視為疾秦意識下的不完全擯秦論，因為三統為殷、周、漢，則秦必擯出而失其序也。此派與司馬遷一係的差異，在他們似乎較執著帝王之道三統相承而一的論點，也就是較偏向於繼統的角度。至於完全擯秦論，實由劉向、劉歆父子而創定，揚雄之《劇秦》，班彪之《王命論》，及其子班固之撰《漢書》，則是其繼起的後勁；擯秦於正統之序以外，至此乃成定論。此數子的學說，前文論之已贅，[48]於此僅略述其關係而已。
劉氏父子之學，實亦有重大承受於仲舒一派的學說。就其正統觀念言，即可舉其要旨三點以述之：第一，劉向《諫營昌陵疏》，謂“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又謂孔子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閱其全疏，乃知其承受董子三統說之論外繼及內繼的觀念也。[49]《漢書》卷二十一上《律曆誌》詳引劉歆之三五相包說，其中三統部分亦承自此脈。第二，眭孟創“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說，為霍光以“祅言惑眾、大逆不道”罪所殺。不及半個世紀，劉向亦謂“漢帝本係，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漢出堯後乃是遙繼觀念之始，其目的主要在申明漢室乃先聖之後，克承堯之火德而複興，為班固《漢書·敘傳》所謂堯舜之盛，德冠百王，“漢紹堯運，以建帝業”，不應“偏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所由本。亦即尊漢室，屈百王，擯秦、項以彰正統之意也。盡管眭孟的目的為勸漢禪退，劉向的目的在尊大本係，劉歆的目的是欲爭取《左傳》的正統及官方地位，班固則欲配合東漢政治意識而正漢擯秦項，其實皆變通眭孟之說而作其行為的論據，終至形成正統論的重要說法之一以及促成《漢書》的創作。此為劉氏父子一係的完全擯秦論，承受不完全擯秦論的理論，而進一步發展之例。第三，《春秋繁露》提出五行有相生及相克兩特性，前者當時不受重視，至劉氏父子出，始得大盛，終成後世廣為采用的主要正統論原則，實為劉氏父子承受董子學說的最重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