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精神與道德批判對漢代史學的影響
既雲批判，則必然牽涉到另一個問題，此即史家以何種準則或常理而發出批判？這種準則或常理是否有普遍性？它是如何被發現的？關於人類行為準則常理的探究，先秦諸子所言紛紛，但大體皆認為有此存在。孔、孟對此，論之猶力，從人文層次探討人者仁也、義者路也，亦即表示人之所以為人，必有得於為人之理者，此即德。《論語》《孟子》二書討論人的問題，其方式是由人的研究入手，從而究明人性及人際所應具有的理法，用以發現人之所以為人。他們大體上不是透過純粹的推理思辨作研究的，而是透過觀察、檢討、體驗及篤行實踐等方法以得之。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回答壺遂第一問，即指出了若幹的意義：首先，他聲明孔子將其所得的人之理——道義，落實到曆史層次上始能使之深切著明；假若懸空了，則人理的研究發明勢必走上思辨的路線。從董狐、孔子、司馬遷一脈的意見，可知史學在新、舊史家的心目中，始終是探究人類的學術，其歸趨更在探究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之上。人之所以為人，乃是人具有人之得（德），其行為亦有人之義（道），這是“春秋義法說”形成的基礎。其次，他表明孔子作《春秋》，以是非褒貶為手段，目的在行道——伸張人之道德。這種經世致用的功用主義觀念，遂為春秋史學派所執著，奉為圭臬，成為官方意識及狹義的道德勢力涉入的基礎。再者，人有各種的生活，有各種的表現，批判這些生活表現必須據其理而落實於禮。禮是道德義法——理——的器具，所謂“道德仁義，非禮不成”（《禮·曲禮》）。司馬遷所謂“《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各種權變之善惡當否，皆視其是否通於此“《春秋》之意”“禮義之旨”而定，故推言“《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