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曾就道德批判論史學功用雲：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諒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蓋書名竹帛而已。
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蹠、蹻，商、冒之與曾、閔，但一從物化，墳土未幹，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17]
知幾之意，史書能使人生不朽，使前人經驗知識能傳之後學，並能使後學者因之得到教化；而史官（或史家）是促成這些功能的關鍵，甚者為教化的創造者、執行者或維護者。其利之博如此，故為國家生人的急務。曆史功利之博，知幾尚未完全論及，但僅就此功用主義的曆史功用論（包括史學和史家）而言，實已足以說明政教力量何以幹預史學的基本原因。
不過，司馬遷以前，古人追求人生三不朽，是否皆欲“書名竹帛而已”，此誠不易遽加論定。要之，史家“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選擇“立功名於天下”的“扶義俶儻”之士而書，此意識及觀念至司馬遷始作有係統的提出，前已言之。
史家自己可能是倫理教化的創造、執行或維護者，他能使人成名不朽，也能使人名滅蒙惡，撇開史學之真正目的和對象，而就道德批判的角度看，知幾所謂“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實非過分之辭。[18]司馬遷答壺遂之問，努力申明孔子作《春秋》這方麵的意義，其目的蓋在分明經學與史學的差異，而將這方麵的功用和性質，撥歸於經學。然而，新史學不免亦帶此色彩，而且即使全部皆就事論事，亦不免具有此色彩，因為這是史學特質之所在，雖努力不可避免也，第春秋史學派的史家特重之，使其性質益顯，說教味道益濃罷了。史學既有此特質，統治者即不可能不嚴加注意，進而控製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