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完成《漢書》是史學上一件大事，其價值和成就是不必懷疑的。需注意的是，班固撰此書的動機意見，及其進行工作，皆得到了漢廷的同意及支持；書成之後，又得到漢廷的推廣。因而以後形成注解者二十餘家，至於“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的盛況，[34]備受重視的程度超過《史記》。由此角度而論，與其說《漢書》是私撰的，則毋寧說是官認私撰來得更恰當。前引傅玄的批判雲：“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僅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愛好辭章乃班固之興趣所在，他不隻是個大史家，同時也是辭賦大家，所以不足以之詬非班固。然而班彪、班固父子的思想意識，原本即接近官方的標準，而且又生在那種時代，不免蒙受影響，因此其價值取向實與主觀意誌及客觀環境有關，未必完全承順阿諛官方者也。新史學後半期的史家之中，有不少人是由於主觀的認知，自信其思想意識是正確的，頗挾其衛道（政治和道德）的精神來批判或修撰史著，亦即順著劉向父子、揚雄、班彪父子的史學潮流而發展者。班固以後，張衡（公元78—139年，漢章帝建初三年至順帝永和四年）是第一個顯例。他多才多藝，集經學、文學、天文、算學、陰陽、科技、玄學於一身，但反圖讖，曾兩任太史令，卻未能被詔參與東觀修史。《後漢書》本傳雲：
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撿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後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35]
東觀史臣建議征召張衡修史，衡亦有誌為之，其學有專才毋庸置疑。值得留意的是：他從史料批判的角度批評了《史記》和《漢書》（內容不詳）。而且，又從政教意識批判了《漢書》及正在修撰中之《漢記》。就理而論，班彪既主嚴紀、傳之別，以維持君臣名分，則班固用本紀的方式撰述王莽，而表麵上則貶稱之為傳，顯然是名實不副的。《漢書》既為《高後紀》，則新莽時事係於《元後本紀》，以下接《更始本紀》《光武本紀》，於理並無不當，而且亦可貶損王莽建立政權的意義，彰明漢室一直未亡的官方意見。張衡之言，牽涉到君臣名分、正統觀念、當時的漢未嚐亡論及史學結構與實證原則諸問題。注引其上表要求參與修史，聲言誌欲“俾有漢休烈，此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照示萬嗣，永永不朽”雲雲，亦符合漢廷修史的心理。是則張衡自信其思想意識之正確是可知的，隻是君主並不采認罷了。或許當時認為《漢書》《漢記》此部分，皆為先帝所認可支持下完成，不便更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