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季魏晉之世，言者多謂自公元2世紀初漢安帝以降，漢統已屢絕，至2世紀中末期的桓、靈時代，衰亡之征已著，諸葛亮《出師表》亦聲言與劉備論漢傾頹，“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諸葛與劉之意，“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然而論史者嚐謂從光武、明、章修文德，興教化以來，“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64]是則東漢之亡，人品風化，誠宜再加檢討，否則風化既美而亡，顯為不易理解的問題。
本章上節舉魏文帝曹丕之《典論》，彰示了當時權勢使人腐敗、價值標準紊亂及朋黨排他風氣的現象。曹丕為當時統治者，其反省批判當能深入得真，而且此亦為魏晉之世形名學和清談、玄學風氣所由起的因素，是則司馬光所謂風化之美，殆未窺其全相也。揆漢季之世，趨炎附勢之士大夫，上不能匡頹漢，反而順勢推之於既倒，終成運移祚易、朋黨割裂之局，從而自全其生，自保其貴，風氣迄魏晉以降未衰，斯則何美之有？此其中平民起事而稱帝王者，奸雄挾天子淩辱群士者，乃至所謂興義討伐奸雄而欲帝製自為者，避地割據以應王氣者，所在比比皆是，這些人且包括了名士、宗室、世族，或被時人視為賢者。野心家及小人何其多！難道是風俗教化之效耶？曹操《述誌令》雲：“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65]旨哉斯言！
魏文帝於黃初五年（公元224年）十二月頒詔，立法禁左道，嚴厲批判“叔世衰亂，崇信巫史”的風氣。[66]這正是割據分裂、稱王稱帝的思想信仰上之亂源，是光武、明、章提倡圖讖、災異及緯學的結果。平民稱帝王者史多失載，偶見存者而已，然而黃巾起事，袁紹、袁術家族欲帝製自為，孫氏應東南王氣，劉焉應西南天子之氣，魏文帝及其群臣利用巫史之言而受禪，乃至劉先主及其群臣亦用此以稱尊，此則史書斑斑可考。蓋神道設教而妄邀天命者，不能不運用之也，一紙禁令豈能遽禁之？